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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传言中,厂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韦驿己经辞职了,暂时只有他一个人住那间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时间,沈洲对我也是少有的细心和体贴。在初夏的东莞,我们象两只看不到未来的流浪狗,互相安慰着等待不可预知的明天。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间走去,段明兰忽然在路上拦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间却有掩饰不住的忧伤。
自从做了孟姑娘的助理后,我和包装组及车位组的老朋友都疏远了许多,似乎之间有了一种看不见的隔阂。此时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说话那样随便了。
我努力亲热地问:“明兰,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呢。”
她害羞地笑笑:“乱讲。海燕,还会不会解雇男工?”
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问这个做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我谈一个男朋友,叫谢军,己经放假三天了,是我们车间的车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帮忙留住他?”
男车位是这次被解雇的首要职位,每一个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门的主管点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设法留下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哪有多余的名额让给别人?再说我在车间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尴尬,英姐又哪里会给我面子?想到这里,我暗中叹了一口气,极不忍心地摇摇头:“对不起,明兰,不是我不帮,实在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听了这话,她神情愈发忧郁了起来,无助地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看准四下无人,小声引导她:“或者,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她苦笑道:“劳动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过了。”然后她叙说了那些男工投诉的遭遇,听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原来,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在亲友的指点下,先是打电话给HM镇劳动局,HM镇劳动局让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劳动仲裁机构让他们找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要他们找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却让他们HM镇找劳动局,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给东莞市劳动局,东莞市劳动局却又要他们找HM镇劳动局。他们象皮球一样被人家踢来踢去的,后来他们联合了几十个人硬闯进HM镇劳动局,HM镇劳动局第一次态度很好,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
他们就听话地回来等处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什么处理结果也没有。从厂里出来后,他们并不是住在同一处,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几个人了,HM镇劳动局的人就让他们拿劳动合同,他们拿不出,因为厂里根本没有和他们甚至任何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局又让他们拿辞退通知书,他们拿了,是复印件,但上面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们的签名,劳动局便以此认定既然己经领了工资并在辞退通知书上签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还告什么告?如是还要告下去,叫他们去找劳动仲裁机构。
他们再想去找劳动仲裁机构讨说法时,才发现只能联系到几个人了。同时也明白,这样来来去去,就算讨了一个说法,就算补偿了一个月的辞退代通知金,还不够车费、电话费的钱,还有这这一切所付出的精力和所受到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要被这些人当皮球踢多久?当猴儿耍多久?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哀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不远处一个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谢军了。
一周后,针、梭织两厂竟然又分两次解雇了180人。这180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单是早就拟定好的,甚至连原先的手续都省略了,只结了工资便将这180人打发走了。
这次解雇,连治安队都没有出动。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第一次解雇那160名针织厂男工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180人中有谢军的名字,再看到段明兰时,我感到十分惭愧。而她,除了不停地叹气,什么也没有说。
虽然我现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这个职位于我是名不副实的。不但帮不了段明兰,甚至自身难保。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拼命用成绩证明我的勤奋,用一点一滴的善良与宽容来证明我的人品。所以自从来东莞后,我一直认为,少出错最好不出错就可以证明我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与人为善可以证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实证明,我错了,并且错得很离谱。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与人为善,办公区的人依然对我刻意疏远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说两句话,看到孟姑娘、英姐及珍姐等人,也立刻会讪笑着离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虽说孟姑娘对我不象过去那样疏远了,特别是有时高总进车间时,她对我是益发亲热了起来。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但脑子却总也转不过来弯。所以在工作上,我并不开心。
幸好因为非典,很多人转移了视线。人们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有没有发烧,以及非典会不会大规模爆发。一有发烧或咳嗽的员工,马上会被送去医院,或搬进特定宿舍进行隔离观察。
这种特殊的礼遇连职员也不例外,卫梦不过是轻微的咳嗽,去医院马上被要求照X光,打针吃药花了不下三百元,回来后还被厂里要求搬到特定宿舍隔离起来。在非典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上级己有文件严禁打工者返乡,回家己不可能。搬家那天,卫梦身后跟着一个勒令她搬宿舍的保安,她委屈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哀伤,刚想直上去帮她,旁边的朱蜜却一把拉住我,小声说:“别去,小心传染上也把你隔离了。”
我怯声说:“她好可怜呢。”
朱蜜也叹了一口气:“这还算好的,要不是政府现在硬性规定非典期间不能解雇人,厂里早就象解雇那批男工那样把她解雇了。”
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卫梦拿着行李,低着头跟在保安身后。那一刻,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更让人郁闷的人,在发放三月份工资时,我们每人亦被扣除了16元的植树费。在东莞的各个镇,每年的3月12号,各厂都会向所有员工收取“义务植树费”。所谓的“义务植树费”,就是每个人先交8元的“购置树苗费”,然后再交8元的“代植费”。镇上想得很周到,知道我们天天加班,便帮我们买好树苗,然后还要雇人为我们“代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