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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三种风尚由死于非命的何晏开风气之先,
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病态时尚背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
则是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真真假假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把魏晋风度次第展开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幅难以看懂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还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板娘那里买酒喝的就有他,尽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岁。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后到。阮籍说:你这俗物又来败坏兴致。王戎却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岂能败坏得了![1]
那么,王戎俗吗?
俗不可耐。他虽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侄儿结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来;女儿回娘家,也拉下脸来暗示她归还嫁妆。家里的李子拿出去卖,又怕人家得了好种,竟不厌其烦钻破果核,还跟老婆半夜三更摆开筹码算账,真可谓财迷心窍。[2]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却又风流倜傥飘逸潇洒。所谓目光炯炯如岩下闪电,说的就是他,而且还是玉人儿裴楷的评论。说“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句话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岁时就表现出从容镇定的风度,在攀栏咆哮的老虎面前纹丝不动,让魏明帝曹叡大为惊诧。[3]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么钱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说,王戎贪财跟刘备种菜和阮籍酗酒性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假想敌。[4]
这当然仅供参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当恩爱浪漫大约是事实,因为王太太称王戎为卿。当时的习惯和风俗,是尊称曰君,相当于“您”;昵称曰卿,相当于“你”。因此按照礼教,太太应该称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顾,偏要叫卿。王戎纠正,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亲你爱你,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谁有资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5]
从此留下一个成语:卿卿我我。
如此看来,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这当然很另类。因为按照礼教,父母去世才该痛不欲生,儿子死了却大可不必。
于是山简说:请节哀!再说也不至于此。
王戎却说:圣人超凡脱俗,愚民麻木不仁。他们对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专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们这类人啊!
这就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6]
王戎的话并不错,魏晋人确实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舆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苏句容)时放声大哭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7]
枭雄如桓温,也如此。他西征成汉路过三峡时,军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边跟随百里,最后跳上船来,当即死亡。剖其腹,肠皆寸寸断。桓温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职查办。[8]
挥舞战刀者,也有柔软的心。
桓温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过某地时,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已经很粗,便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泪下。[9]
为王徽之吹过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听见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声“奈何”的。这里的“奈何”不是“怎么办”的意思,只不过是挽歌的组成部分。然而逝者与桓伊并无关系,他喊什么“奈何”呢?
难怪谢安说:子野(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10]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就曾这样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11]
简文帝说的王述,就是后来与谢安并肩作战的王坦之的父亲。他在被任命为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时,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说:大人似乎应该辞让。
王述问:为什么?资格不够还是能力不强?
坦之说:都没问题,但谦让是美德。
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何必要去谦让?人们都说青出于蓝,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12]
这真可谓全身都是率真。[13]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个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谢安的弟弟谢万。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谢万居然头戴纶巾坐着轿子冲进官署说:人们都说大人痴,大人果然痴!
王述却说:正是如此!只不过好名声来得太晚。[14]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礼教简直不成体统,在当时的士林中却传为美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
我们知道,它就是真实。
真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民族和哪种文明会主张虚伪,反对真实。因此,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有物理的真实,也有心理的真实;有认知的真实,也有情感的真实;有科学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那么请问,魏晋追求的又是哪种真实?
心理、情感和艺术的。
顾恺之的画便体现了这一点。他画人物,有时几年目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人体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传神写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儿裴楷的脸上无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是更能体现此人的神采风韵。[15]
实际上就连儒家伦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在孔子他们看来,人最真实可靠的,莫过于亲亲之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是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需要的只是发扬光大。因此,从“父慈子孝”出发,便不难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16]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何晏。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17]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18]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19]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20]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21]
五石散原料
东晋·葛洪《抱朴子》 丹砂 雄黄 白矾 曾青 慈石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钟乳 硫磺 白石英 紫石英 赤石脂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22]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23]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24]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25]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26]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27]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28]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29]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30]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31]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衍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32]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33]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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