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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势妹妹的故事告诉我们,
魏晋是唯美的时代。
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
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唯美时代
公主震怒。
怒火满腔的殿下号称南康长公主,是明帝的女儿、成帝的姐姐。愤怒的原因则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书房里偷偷藏了一个小妞。
小妞其实也是公主,哥哥李势是成汉国的皇帝,只不过此时已经亡国。率军灭亡了成汉的征西大将军桓温顺手牵羊,把李势年轻貌美的妹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长公主“书屋藏娇”。
公主当然不能容忍。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开了房门,身后跟随着几十个持刀的婢女。她们进门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拖到地上,皮肤像玉一样温润。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李势的妹妹却不紧不慢继续梳头。她把头发梳好盘了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行礼,然后平静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南康长公主冲了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就连我看见你都要动心,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1]
这当然是传闻,却未必不真实。至少,它表现出来的风气和风尚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让人死。
比如孙策。
孙权的哥哥孙策,与周瑜同为汉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他们俩二十四岁迎娶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时,被吴人亲切而欣赏地呼为孙郎和周郎。那时的孙策,在战场和情场都很得意,真能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孙策被仇家刺伤。伤并不致命,只不过脸被划破。孙策却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说完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2]
奇怪!建功立业与长相有关系吗?
有,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比如潘岳。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他甚至在后世成为俊男的标准,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词。因此,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最爱称为“檀郎”。
事实上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潘岳的风头,绝不亚于今天的好莱坞明星。
这当然很让人羡慕,因此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便见贤思齐,也拿一个弹弓坐车出来玩。可惜他们俩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张载扔石头。结果,潘岳空着车子出去,一车水果回来。张载空着车子出去,一车石头回来。[3]
如此风气是否可取,当然不妨见仁见智。实际上潘岳的人品十分可疑。为了巴结讨好贾皇后的外甥贾谧,他和石崇每天都要等候在街头,远远看见贾谧车子扬起的尘土便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也叫“拜望尘”。
就连他的母亲都对此嗤之以鼻,潘岳自己最后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临刑前潘岳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对不起你!然而说什么都已经晚了。[4]
潘岳人头落地,尽管那张脸漂亮至极。
相反,庾亮则死里逃生。
与王导、桓温和谢安相比,庾亮可能是东晋“四大执政”中最漂亮的。晋元帝司马睿甚至就因为庾亮光彩照人风情万种,才决定聘他妹妹为皇太子司马绍之妃。庾亮也才得以在晋明帝司马绍驾崩后,以国舅爷的身份执掌朝政,大权独揽,尽管名义上的顾命大臣是他和王导两人。[5]
然而庾亮的能力显然不如王导、桓温和谢安,他一意孤行的结果则是逼反了拥兵自重的地方官苏峻。苏峻兵临建康城下,庾亮只好狼狈逃窜,先去投奔温峤,然后又和温峤一起向陶渊明的曾祖父征西大将军陶侃求援。[6]
陶侃却要杀庾亮。
这并非没有原因。于私,陶侃认为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自己,是庾亮做了手脚。于公,苏峻之乱确实是庾亮一手酿成。所以,当陶侃率领大军来到温峤的驻地时,便明确表示不杀庾亮兄弟,不足以谢天下。而且,也只有杀了庾亮兄弟,苏峻才会从建康退兵。[7]
当然,也有人说陶侃并无这种表示,只不过大家都这样议论和猜测而已。但庾亮惶恐不安,则可以肯定。实际上这时的他,已经连逃跑的可能都没有,只能接受温峤的建议,硬着头皮去见陶侃。[8]
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
此事同样是疑案,也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9]
美能救人一命,这似乎是一个例证。
这当然未必可靠。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10]
可能吗?
完全可能。
实际上此案与李势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辙。在那个案例中,真正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庾亮应该也如此。
事实上作为魏晋名士和当朝宰相,器量和风度之于庾亮简直就是起码的修养。他在与苏峻作战兵败逃亡时,手下的士兵射箭误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当时众人大惊失色如鸟兽散,庾亮却从容镇定不紧不慢地说:呵呵!这样的技术水平,怎么能指望他打败贼兵![11]
这就跟谢安在海上的表现一模一样。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维持着良好的风貌。苏峻之乱后,庾亮离开中枢出任荆州刺史,驻节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楼吟诗作曲。就在音调渐入高亢之时,庾亮带着十几个侍从来了。众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请留步,老夫也兴致不浅。
于是举座皆欢。
那是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参加聚会的也都是一时之选,包括后来被司马昱用于制衡桓温的清谈家殷浩。庾亮和众名士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一任凉爽的江风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欢声笑语送到远方。
远在建康的丞相王导,后来是从王羲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听完,王导忍不住问:那时,元规(庾亮字)的风度恐怕不得不略有减损吧?
王羲之却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独存。[12]
这是很高的评价,王导也只能默然。问题是,王羲之他们极为看重的“丘壑”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风度不减,让人不敢小看呢?
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说庾亮的心中“丘壑独存”,难道是说他有隐逸之心?
应该不是。
庾亮当然不会去做什么隐士,他甚至也不会“大隐隐于朝”。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奇怪,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虚伪”。包括那位“望尘而拜”的潘岳,在撰写《闲居赋》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也许,他确实愿意过那种钓钓鱼、种种菜的闲居生活,却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这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很难说哪个更真实。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那里,出来做官与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吗?赞美庾亮“丘壑独存”的王羲之,不也担任了右将军的高级官职,因此被称为“王右军”吗?
不能说一点纠结都没有。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曾经在出(出仕)处(读如楚,隐退)之间左右为难。这当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13]
意思很清楚:改朝换代不算什么。
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14]
晋惠帝历来是被视为“白痴皇帝”的。现在看来,他的智商也许不高,情商却肯定不低。[15]
成问题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实际上从一开始,嵇绍的出仕和死节就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则无非在忠与孝、出与处的关系。在许多被认为“有思想”的人看来,嵇绍根本就不该仕于晋,因为出仕则必须尽忠;而嵇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连带把嵇绍推荐给晋武帝的山涛,也备受诟病。[16]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开山宗师之一,也是曹魏与司马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其实是被司马师杀害的,只不过表面上经过了司法程序。负责审讯的,则正是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当时的廷尉(公安部长)钟毓(读如育)。
这是一场让帝国的审判官丢尽脸面的讯问。夏侯玄从走进审讯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发。严刑拷打之后,还是一言不发。钟毓交不了差,只好亲临现场。
跟随钟毓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害死了嵇康的钟会。也许,钟会想缓和气氛;也许,他认为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总之,钟会自作聪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说: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断然拒绝。他毫不客气地对钟会说:鄙人虽是受刑的囚犯,也请钟君放尊重点!
钟会狼狈至极。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17]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事实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当时人们对他的点评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的漂亮甚至让魏明帝曹叡十分难堪,因为曹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时事评论员们称为“芦苇靠在了玉树旁”。[18]
这就又让人想起了嵇绍。
嵇绍同样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卫晋惠帝时,有人劝他带上一匹好马。嵇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干什么?
那人只能一声叹息。[19]
实际上嵇绍原本漂亮,他甚至给我们留下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嵇绍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风度,就像野鹤独立于鸡群。王戎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爹![20]
那么,嵇康又漂亮到了什么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丰一样。只不过夏侯玄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当时的说法是:李丰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轰然倒塌的样子。[21]
不难想象,那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
其实漂亮得像玉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后,一位参加葬礼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说:就这样把玉树埋在了黄土中,让人怎么受得了![22]
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如此评价?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23]
没错,瑶林琼树,原本就不该在世间。
按照这个标准,庾亮似乎段位还不够,谢安的伯父谢鲲(字幼舆)就这么认为。有一次,还是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问他:众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觉得怎么样?
谢鲲说:居庙堂之高,为百官典范,臣不如亮。处江湖之远,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24]
这大约是实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下令鞭打谢鲲,谢鲲坦然脱衣就刑,面不改色。后来被赦免,同样面无喜容。如此泰然处之,恐怕就因为“丘壑独存”。所以后来顾恺之画像,便干脆把谢鲲画在了岩石里。这位中国的达·芬奇说:幼舆先生就该待在深山幽谷之中。[25]
然而谢鲲却其实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罢,恐怕都只不过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问题在于,人要活得漂亮,与那山山水水又有什么关系?当这种情愫、情结或情怀成为风尚时,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还得再借用一下谢鲲的眼睛。
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26]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27]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28]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29]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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