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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日军投降之前,县城各据点,还都四处张贴着伪县zhengfu用五千元大洋悬赏虞新河兄弟人头的布告。请使用访问本站。
日军投降后,虞新河、虞新民两兄弟,驾着马车,腰插双枪,带着佘氏姐妹俩,风风光光地回到故乡虞家村。此时,家中已经片瓦不存,一贫如洗,但村民们还是共同推举虞新河担任了族长。
虞新河、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的废墟之上,兴建了两座大草屋。并从枯井里挖出当年佘先生藏匿的书籍、器物和少量金银,决心从零开始,重振虞氏家业。
抗战胜利那年chun节,兄弟俩分别与佘氏姐妹大婚。姐姐佘文芳嫁给虞新河,而妹妹佘文秀,则嫁给了虞新民。据说,成婚大典是当年虞家村、乃至全县的一大盛事,四周乡绅都来庆贺。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前,**的县长和国民党的县长,都亲来贺喜。
国共内战开始前,省主席韩德勤手下爱将,国民党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志泰少将,曾对只有20岁的虞新河许以税警团团长的高官厚禄,但虞新河兄弟俩不想参加内战,国仇家恨已报,他们甘愿隐身民间,当回农民。
让成年后的虞松远始终不解的是,爱憎分明的父亲和小爷,为什么没有加入**呢,这成了虞松远后来的一块心病,一直想搞个明白。
父亲和小爷,母亲和小婶,对他们那几年的行踪,从来缄口不言,秘而不宣。但虞松远还是从村子里老人们的口中得知,或许是姨爹的死,让他们选择自愿为民。
姨爹虽然屡次抗击日寇,有功于国家民族,但他是一个旧军人、小地主,性格又过于耿直刚烈。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他因闹情绪和消极抵制,而受到残酷斗争,最终郁闷而亡。姨奶也被作为地主婆,游街批斗,后因不甘受辱,在姨爹死后第三天,也投河自尽。
虞松远自己也认为,姨爹虽然是个地主,但他所在的地方,当年都是茫茫苇荡和荒野草滩,他所有的土地并不是抢夺、霸占别人来的,而是他自己带领子侄开荒所得,也难怪他想不通要闹情绪。想到这点,虞松远开始有点理解大和小爷了。
那时候,姨爹的儿子和侄儿们都已经逃到了外地亲戚家。姨爹和姨奶的后事,都是父亲虞新河和小爷虞新民兄弟出面承办的。他们兄弟俩威名远扬,又无可以批斗他们的理由,地方干部们并没有为难他们。
姨爹的死是不是父亲虞新河兄弟俩甘愿埋名乡里的唯一原因,虞松远不得而知。但他能肯定,威名赫赫、英雄无敌、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父亲和小爷,姨爹姨奶的惨死,肯定对他们的人生选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到1949年苏北全境解放时,虞新河早已家道破落,仅剩下几间四面漏风的破茅屋,已成了地地道道的赤贫农户。土地改革时,被评了个下中农的成份。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从老宅地下枯井里悄悄起出的几件古物,包括几本线装古书、一些字画、瓷器,以及一块明代御赐烫金牌匾。
“社教”运动时,村里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流行破“四旧”。虞新河的父亲曾是著名乡绅,虽然此时他们家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贫困农民,但村里的破“四旧”,还是得从他们家开始。
虞新河的三女儿虞琴,主动带着运动积极分子们,来抄自己的家,让虞新河兄弟痛心疾首。精心珍藏多年的这些带有祖先印迹的、起着文化传承功能的古物,瞬间被无情的火焰化为灰烬。
在抄家的人到来前,虞新河兄弟俩匆匆将部分线装古书卷起,藏匿进一口腌咸菜用的大瓮内,埋入茅厕旁边的地下。这十几本书,也才得以幸免于难,成为后来虞家唯一值得珍藏的传家之物。
虞新河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却能武亦能文。他与兄弟虞新民两人,从小练得一身好武艺。但虞新河骨子里,还是一个正直、地道的旧式文化人,一手正宗的苏体大气磅礴、气贯长虹。
由于家学渊源,他们兄弟二人并没有到进步学堂上过学,更没有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小时候,家有私塾,他俩与佘氏姐妹,是被封闭在家塾中,读过四书五经,习过诸子百家,历代典藏也多有博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但平时,虞氏兄弟为人极其低调,绝无酸腐之气,一生以勤奋务农为本。他们勤俭持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常生活与全村农民毫无异样。平时在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对联时,他们张口就来,信手写出,如此而已。
教授与陈老师两家从苏南下放而来,两辆车傍晚来到村里。车辆刚刚停下,周昆就带着武装民兵端着枪,高呼着口号,将他们围在一起。围观的村民们,也都跟着呼喊着口号,手臂举成树林,现场成了一场临时批斗会。
年迈的教授和瘸腿的陈老师,低着头,听着周昆宣布对“四类分子”的各项改造政策。彷徨四顾的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两个娇滴滴的美貌少妇,以及少妇怀抱中被吓得哇哇啼哭的三岁**,犹如一群羊落入狼群之中。
虞新河看不下去了,他分开围观的人群,“老周,天色已晚,先让人家老老小小安顿下来!”说着,又朗声对周围的人群说,“愿意帮忙的留下,不愿帮忙的马上都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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