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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长出的树枝又细又绿，而且很柔韧，弯成一个圈都不会断裂。从连翘和丁香花丛中发出的那种柔嫩、艳丽的生气不过意味着鞭笞方式的改变。春天，他们抽打我们的方式有所不同。不像冬天皮带下的那种钝痛，用新生的绿枝抽打后那种蜇人的疼痛经久不散。这种长长的枝条带来令人紧张的恶意，反而让人渴望皮带或是梳子结结实实又酣畅淋漓的抽打。直到现在，我印象里的春天都是在对鞭打的疼痛记忆中匆匆过去的，连翘无法带来丝毫快乐。
春天的某个星期六，我在一片空地上的草丛中躺着，剥着乳草茎，想着蚂蚁、桃核以及死亡，想着当我闭上双眼时这个世界的去向。我一定在草丛里躺了很长时间，因为离家时还走在我前面的影子，回家时已经消失了。我走进家门，感觉家里充满了让人不舒服的安静。后来，我听见妈妈在哼唱什么火车和阿肯色的歌。她抱着一摞叠好的黄色窗帘从后门进来，放在餐桌上。我坐在地上听着歌里的故事，注意到她的举止有点怪怪的。她还戴着帽子，鞋上沾满灰尘，好像刚从深深的土路上走回来。她在炉子上放上要烧的水，然后出去打扫门廊；接着她拉出窗帘杆，但还没有把那些湿窗帘挂上就又去扫门廊了。她不停地唱着有关火车和阿肯色的歌。
听她唱完歌，我去找弗里达。我发现她在顶楼我们的床上躺着，哭得都没劲儿了，已经由最初的号啕变成了呜咽—基本上是抽泣和颤抖。我在床上躺下，看着她裙子上点缀的小簇野玫瑰图案。洗过很多次后，花的颜色变淡了，轮廓也模煳了。
“怎么了，弗里达？”
她把哭肿的脸蛋从臂弯中抬起来。她抽泣着坐起身，两条细腿耷拉在床边。我跪在床上，拿自己的裙边给她擦鼻涕。她不喜欢用衣服擦鼻涕，这次却随我去了。妈妈就是这样用围裙擦鼻子的。
“你挨抽了吗？”
她摇了摇头，表示没有。
“那你哭什么啊？”
“因为……”
“因为什么？”
“亨利先生。”
“他怎么了？”
“爸爸揍了他。”
“为什么？因为马其诺防线？他发现马其诺防线的事了？”
“没有。”
“哦，那是怎么回事？快说，弗里达。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他……对我动手动脚。”
“动手动脚？你是说像皂头牧师那样？”
“差不多吧。”
“他当着你的面露出那地方了？”
“没有，他摸我。”
“摸哪儿了？”
“这儿和这儿。”她指了指自己的两个小*，它们像两颗落地的橡果，在她的裙上撒下几片褪了色的玫瑰叶。
“真的吗？有什么感觉？”
“哦，克劳迪娅。”她听上去很生气。我问错了问题。
“什么感觉都没有。”
“不是应该有感觉吗？我是说，应该感觉不错吧？”弗里达倒吸了一口气。“他都干了什么？走过来然后捏了捏？”
她叹了口气。“他先说我有多么漂亮，然后抓住我的胳膊就摸。”
“那时爸爸妈妈在哪儿呢？”
“在园子里除草。”
“他摸的时候你说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说。我就从厨房里跑出来，去了园子里。”
“妈妈说过不许我们自个儿穿过铁轨。”
“那么是你的话怎么办？待在这儿让他摸？”
我看了看自己的胸部。“我没什么可摸的。我永远都不会有的。”
“哦。克劳迪娅，没有你不忌妒的事。你想让他摸吗？”
“不想，我只是讨厌什么事都最后才轮到我。”
“才没有。猩红热呢，不是你先得的吗？”
“没错，可是没得多久。好了，你去园子里干什么了？”
“我告诉了妈妈，然后她又跟爸爸讲了。我们一起回到家里，他不在那儿，我们就等着他。爸爸一看见他从走廊上过来，就把一辆旧三轮车朝他头上扔过去。他摔倒了。”
“他死了吗？”
“没有。他又爬起来，唱起了《愿上帝离你更近》。妈妈就用扫帚打他，不许他提到主的名字，可是他的嘴就是不停，爸爸一个劲儿地咒骂，所有的人都在尖叫。”
“哦，真糟糕，我老是错过各种事。”
“后来布福特先生拿着他的枪跑出来。妈妈让他到别处坐着去，爸爸说别，把枪给他。布福特先生就把枪给了他，妈妈惊声尖叫。亨利先生闭上嘴准备逃跑。爸爸冲着他开了枪，亨利先生的鞋跑丢了，他穿着袜子继续跑。这时罗斯玛丽出来说，爸爸这样会进监狱的，我揍了她。”
“揍得狠吗？”
“挺狠的。”
“所以妈妈又抽你了？”
“我告诉你了，妈妈没抽我。”
“那你干吗哭啊？”
“大家都平静下来后杜宁小姐进来了。爸爸妈妈正互相责怪是谁让亨利先生来家里住的，她就说妈妈应该带我去看看医生，因为我可能被毁了。后来妈妈就又开始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
“是冲着你吗？”
“不，冲着杜宁小姐。”
“那你哭个什么呀？”
“我可不想被毁了！”
“什么叫毁了？”
“你知道。就像马其诺防线那样。她就被毁了。妈妈说的。”她又开始流眼泪了。
我脑中浮现出一个又大又胖的弗里达的形象。那两条细腿肿得厉害，脸上堆着一层层抹了脂粉的肉。我感觉自己的眼泪也快流出来了。
“可是，弗里达，你可以锻炼，或者节食。”
她耸了耸肩。
“再说，人家查娜和波兰呢？她们不也一样被毁了吗？她们没有变胖啊。”
“那是因为她们经常喝威士忌。妈妈说是威士忌把她们掏空了。”
“你也可以喝威士忌啊。”
“我到哪儿去找威士忌呢？”
我们想了想这事儿。不会有人卖给我们威士忌的。再说我们没钱。我们家压根儿就没有过威士忌。谁会有呢？
“佩科拉，”我说，“她爸爸经常喝酒。她可以给我们找些来。”
“你觉得可能吗？”
“当然了。乔利总是醉醺醺的。咱们去问问她吧。用不着告诉她派什么用场。”
“现在就去？”
“当然，现在就去。”
“咱们怎么跟妈妈说呢？”
“什么都不用说。咱们直接从后门出去。分开走。这样她就不会注意到了。”
“好吧，你先走，克劳迪娅。”
我们打开后院尽头的栅栏门，跑下巷子。
佩科拉住在百老汇街的另一头。我们从来没去过她家，不过知道在什么位置。那是一幢灰色的二层楼房，楼下是店铺，楼上是公寓。
敲门无人应答，我们就绕到侧门。走近时我们听到了收音机里的音乐声，于是到处寻找这声音从哪里传来。我们头顶就是二楼的阳台，边上围着倾斜、腐朽的栏杆，马其诺防线独自坐在阳台上。我们抬头望去，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对方的手。那堆山一般的肉，更像躺着而不是坐在摇椅上。她没有穿鞋，两只脚分别从两根栏杆间伸出来：肥大的脚掌上长着婴儿似的小脚趾；肿胀的脚踝把皮肤撑得又滑又紧；两条肥壮的大腿粗得像树桩，膝盖以下分得很开，以上则从松软的大腿内侧伸出两条马路，在裙子深处彼此紧贴，合在一起。一个深棕色的麦根汽水瓶从她那带肉坑的手里长出来，像一段烧焦了的手臂。她透过栏杆俯视着我们，打了个低沉而悠长的嗝。她的眼睛雨水般清澈，又让我联想到瀑布。我们俩谁都无法出声。我们都在想象未来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弗里达。马其诺防线朝我们微笑着。
“你们要找什么人吗？”
我只好把贴在上腭的舌头拉直，“佩科拉—她住在这儿吗？”
“嗯，没错，可她这会儿不在家。她去她妈妈干活的地方拿衣服了。”
“那好吧，女士。她快回来了吗？”
“嗯，她得赶在太阳落山前把衣服晾起来。”
“哦。”
“你们可以等她回来。想上来坐坐吗？”
我们俩交换了下眼神。我又抬头看了一眼在她裙子深处交会的两条肉桂色的马路。
弗里达说：“不了，女士。”
“好吧，”马其诺防线似乎对我们的事饶有兴致，“你们可以到她妈妈干活的地方去看看，不过挺远的，在湖那边。”
“在湖的哪边？”
“去找一幢大白房子，旁边一辆手推车上全是鲜花。”
我们知道那幢房子，曾经对那辆有辐条的轮子前倾、栽着时令鲜花的巨大的白色手推车艳羡不已。
“难道你们不觉得走到那儿太远了吗？”
弗里达挠着膝盖。
“你们干吗不等她回来呢？你们可以上这儿来。想不想喝点饮料？”那两只吸饱了雨水的眼睛忽然亮了，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像别的大人那样，笑得紧绷而有所保留。
我正要向楼梯走去，可弗里达却说：“不了，女士，我们家里不许。”
她的勇气让我惊讶，同时她的莽撞也让我害怕。马其诺防线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不许？”
“不许。”
“不许什么？”
“不许上你家。”
“真的吗？”瀑布凝固了，“为什么？”
“我妈说的。她说你被毁了。”
瀑布又开始流动。她把麦根饮料瓶凑到嘴边，一口喝光。她的手腕优雅地动了一下，非常迅速，幅度很小，我们甚至都没有看见，只是事后才想起来：她把瓶子从栏杆上方朝我们扔了过来。瓶子在我们脚下炸开了花，我们来不及跳开，棕色玻璃片已经溅到腿上了。马其诺防线把一只胖手搁在满肚子肥肉圈的某一层上，放声大笑。起先只是闭着嘴低声哼哼，接着笑声更大更热辣了。那笑声既美妙又令人毛骨悚然。她把头微微歪到一侧，双目紧闭，颤动着庞大的身躯，让笑声像一筐红叶般朝我们兜头落下。我们逃离时，笑声的碎片和余音还紧追着我们不放。我们已经喘得接不上气了，同时两条腿也软了。我们好不容易靠住一棵大树，把头放在交叉的双臂上，我说：“我们回家吧。”
弗里达还气唿唿的—她认为，必须为她的生命斗争。“不行，我们现在就得拿到酒。”
“我们根本不可能走那么远的路去湖边。”
“我们能，走吧。”
“妈妈不会饶了我们。”
“没事。再说，她顶多就是拿鞭子抽我们。”
没错，她不会要了我们的命，不会冲我们发出那么可怕的笑声，不会朝我们扔瓶子。
我们沿着栽满排排绿树的大街走去，街边淡灰色的房子像疲惫的女人般斜倚着……街道的外观变了。房子显得更结实，涂的漆更新鲜，柱子更挺拔，院落也更幽深了。接着砖房出现了，远离大街，前面是院子，周边是修剪平整的锥形和球形灌木丛，显得郁郁葱葱。
湖边的那些房子最漂亮。花园里有各种摆设和装饰，玻璃窗明亮如镜，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这些房子后院的绿色斜坡延伸到一片沙滩上，下面就是蓝色的伊利湖，湖水拍向对岸的加拿大。铁厂区斑驳的橘色天空永远不会蔓延到这里。这里的天空总是蔚蓝色的。
我们来到湖滨公园，这座城市公园布满了玫瑰、喷泉、绿草坪和野餐桌。这会儿公园空空荡荡，但它正温柔地期待着干净整洁、举止优雅的白人孩子和父母，夏季他们先在湖岸上玩，然后再连滚带爬地从斜坡上落入向他们敞开怀抱的水中。黑人是不许进这座公园的，因此这里经常萦绕在我们的梦中。
公园入口正前方就是那幢白色的大房子，附近放着栽满鲜花的手推车。番红花短短的叶片包裹着紫白色的花心，为了抢先露脸而甘心忍受早春的寒气和雨水。花园中的走道故意弯弯曲曲，没有章法，掩饰着巧妙的对称设计。因为怕被人发现，而且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我们没有四处闲逛，而是绕过那幢气派的房子走到后门。
身穿浅红上衣和蓝色棉裙的佩科拉坐在带栏杆的台阶上。一辆小货车停在她附近。看到我们来了，她显得很高兴。
“嗨。”
“嗨。”
“你们两个来这儿干什么？”她微笑着说，因为她的脸上难得有笑容，我对这个笑带给我的快乐感到惊讶。
“我们是来找你的。”
“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
“马其诺防线。”
“那是谁？”
“那个大胖女人。住在你家楼上的。”
“哦，你是说马丽小姐啊。她叫马丽小姐。”
“可是大家都叫她马其诺防线小姐。你难道不害怕吗？”
“怕什么？”
“那个马其诺防线啊。”
佩科拉感到很不解：“为什么要怕？”
“你妈允许你进她的屋子吗？允许你用她的盘子吃东西吗？”
“我妈不知道我去那儿。马丽小姐人挺好的。她们人都挺好的。”
“哦，是吗，”我说，“她想要我们的命呢。”
“谁？马丽小姐？她可从不招惹别人。”
“如果她人那么好，你妈干吗不许你进她家？”
“我不知道。妈妈说她很坏，可她们并不坏啊。她们经常送东西给我。”
“什么东西？”
“哦，可多了，有漂亮衣服，还有鞋子。我的鞋多得都穿不过来了。还有首饰、糖果和钱。她们经常带我去看电影，有一次我们还去了狂欢节。查娜要带我去克利夫兰见识广场，波兰要带我去芝加哥逛鲁普商业区。我们一起去各种地方。”
“你撒谎。你根本就没有漂亮裙子。”
“我有。”
“好了，佩科拉，你跟我们说这些瞎话干吗？”
“不是瞎话。”佩科拉站起来准备为自己的话辩护，这时门开了。
布里德洛夫太太探出脑袋问：“发生什么事了？佩科拉，这两个孩子是谁？”
“弗里达和克劳迪娅，布里德洛夫太太。”
“你们是谁家的姑娘？”她径直来到台阶上。我头一次见她这样整洁：身穿白色制服，头发盘成小髻。
“我们是麦克迪尔家的姑娘，太太。”
“哦，知道了。住在二十一大街的吧？”
“没错，太太。”
“你们大老远来这儿打算干什么？”
“随便走走。我们来看佩科拉。”
“哦，你们最好还是回去吧。你们可以跟佩科拉一起走。进来待会儿，等我把洗好的衣服拿来。”
我们走进厨房，那是一间非常宽敞的大屋子。在白色的瓷器和木器、擦得锃亮的壁橱和亮闪闪的铜器的映照下，布里德洛夫太太的皮肤像塔夫绸那样熠熠生辉。肉香、菜香、新烤点心的甜香跟费尔斯清洁剂的香味混合在一起。
“我去拿衣服。你们原地站着，别乱动。”说完，她就消失在一扇白色弹簧门后面。我们能听到她朝地下室走去时发出的深浅不一的脚步声。
另一扇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小女孩，比我们几个都矮小、年幼。她穿一条粉红色的背带式太阳裙，一双毛茸茸的粉色室内拖鞋，鞋头上还竖起两只小白兔的耳朵。她的头发是玉米色的，系着一条宽宽的发带。看见我们的一刹那，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害怕的神色。她紧张地在厨房里四处打量。
“波丽在哪儿？”她问道。
那股熟悉的怒火又从我心头蹿起。这个小女孩管布里德洛夫太太叫波丽，连佩科拉都要管自己的妈妈叫布里德洛夫太太，单凭这点我就该挠她。
“她在楼下。”我说。
“波丽！”她喊道。
“看啊，”弗里达悄声说，“看那边。”靠近炉子的桌案上的银盘子中放着酥皮浆果馅饼。紫色果浆透过外皮点点滴滴地渗出来。我们靠过去。
“还烫着呢。”弗里达说。
佩科拉伸出手轻轻地摸了下盘子，想看看到底烫不烫。
“波丽，快过来！”小女孩又叫了一声。
也许是因为紧张，加上动作笨拙，那只盘子在佩科拉的手指下倾斜了，接着掉落在地，黑油油的蓝莓撒得到处都是。大部分果浆都溅到了佩科拉腿上，一定很烫，因为她大声尖叫起来，在厨房里跳来跳去，就在这时，布里德洛夫太太抱着一袋扎得紧紧的衣服走了进来。她一个跨步扑到佩科拉身上，用手背把她抽翻在地。佩科拉滑倒在果浆中，一条腿蜷在身下。布里德洛夫太太抓住她的胳臂把她拽起来，又抽了她一下，一面用气得拔尖了的嗓音冲她大骂，同时指桑骂槐地带上我和弗里达。
“蠢货……我的地板，乱成这样……看你都干了什么……干活……滚出去……现在就滚……蠢货……我的地板……我的地板！”她的话比冒气的蓝莓馅饼还要灼人，还要凶恶，我们惊恐地往后退缩着。
那个穿粉红裙子的小女孩哭了起来。布里德洛夫太太转过去哄她。“别哭，宝贝，别哭。过来。哦，天哪，瞧你的衣服。别哭了，波丽给你换。”她走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浇湿一块新毛巾。她回过头来像吐烂苹果般冲我们扔出几句话：“快拿着洗好的衣服滚，我好清扫这一团糟。”
佩科拉拿起装满沉甸甸的湿衣服的袋子，我们匆匆走出房门。佩科拉把衣服放在小货车上时，我们听到布里德洛夫太太还在哄那个穿得红红黄黄的小女孩。
“波丽，她们是谁？”
“别怕，宝贝。”
“你还会再做一个馅饼吗？”
“当然会。”
“波丽，她们是谁？”
“不哭，别怕。”她小声说，那话语中透出的甜蜜和洒落在湖面上的余晖相映成趣。
<*>看啊妈妈妈妈人挺好妈妈你愿意跟</*>
<*>简玩吗妈妈大笑大笑吧妈妈大笑吧</*>
把原因都归咎于她的脚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她本人就是这么做的。可是要想知道美梦破灭的真相，你千万不能相信做梦人的话。她那美好开端的终结没准儿就是从她门牙上的一个龋洞开始的。然而，她总觉得问题出在脚上。尽管她在家里十一个孩子中排第九，住在亚拉巴马州那种红土坡上，离最近的公路都有七英里，但两岁时一枚生锈的铁钉从她的一只脚上直穿过去时家人完全漠然置之的态度让宝琳·威廉斯从此无法默默无闻了。伤口让那只脚变了形，成了没有足弓的跛脚，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虽然一只跛脚不至于最终扭弯她的嵴柱，可是她抬起那只跛脚的样子总像是在从威胁着要把它吸进去的小旋涡里往外拔。残疾虽然并不严重，但让她明白了许多费解的事情：为什么在所有的孩子中就她没有绰号；为什么没有人用她做过的荒唐事开玩笑，传播流言蜚语；为什么从来没人注意到她饮食上的偏好—不会为她留下鸡翅或鸡脖子，不会用单独的锅给她做不掺米饭的豆子，因为她不喜欢吃米饭；为什么没有人跟她调情；为什么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感到不自在，或者说缺乏归属感。她把这种无所不在的疏离和自卑都归罪于自己的脚。还是孩子的时候，被束缚在家人编织的这个蚕茧中，她培养出安静、私密的乐趣。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整理东西，把各种东西排成行—柜子上的罐头瓶，台阶上的桃核、树枝、石子、树叶—家里人从来不动她的摆设。如果有人不小心弄乱了她的排列，也总会停下来为她恢复原状。她也从不恼怒，因为这让她有机会重摆一次。只要能找到若干小物件，她就可以根据大小、形状或颜色的变化，把它们排成整齐的直线。正如她不会把松针和梧桐树叶摆在一块儿，她也不会把装番茄酱的瓶子跟绿豆瓶搁在一起。在上学的整整四年当中，数字让她着迷，而文字却令她沮丧。她想念—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想念什么—颜料和蜡笔。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威廉斯夫妇从回乡的亲戚和邻居那里了解到，在别处可能会生活得更好。在六个月内，他们先后四次跟别的人家搭伴，成群结队举家迁移，来到了肯塔基州，那里有煤矿和工厂。
“我们大伙儿离开家乡在车站等候卡车时，已经是夜里了。金甲虫到处乱飞，照亮某片树叶，我能不时看见道道绿色的光束。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真正的金甲虫。这儿的不是金甲虫。它们是别的东西。这儿的人管它们叫萤火虫。它们跟家乡的虫子是两回事。不过，那道道绿光让我记忆犹新。我还能清楚地回想起来。”
在肯塔基州，他们住在一个真正的小镇上，仅有的一条街上住着十到十五户人家，水直接用管子接到厨房。阿达和富勒·威廉斯找了个五居的木板房，把全家安顿下来。小院用一道白色栅栏围着，宝琳的母亲挨着栅栏种了许多花，又在栅栏里养了几只鸡。几个哥哥参军了，一个姐姐死了，两个结了婚，生活的空间开阔了，这为整个向肯塔基迁移之举带来了一种奢华感。宝琳对这次搬迁感到特别舒心，因为她已经长大了，可以不用上学了。威廉斯太太找到份工作，给住在镇子对面的一个白人牧师做饭和打扫。宝琳现在成了家里最大的女孩，接管了家务。她不断地修整栅栏，把削尖的木条竖起来，再用铁丝固定。她还要收鸡蛋，扫除，做饭，洗衣服，看管两个更小的孩子—一对名叫小鸡和馅饼的双胞胎，他们俩还在上学。宝琳不仅擅长，而且乐于操持家务。当父母离家去上班，其他孩子有的去上学，有的下了矿井，家里会变得很安静。那种静谧和孤独既让她感到平静，又让她精力充沛。她可以不间断地整理东西，打扫屋子，直到两点钟小鸡和馅饼回来为止。
战争结束时双胞胎已经十岁了，他们也辍了学，开始干活。那年宝琳十五岁，继续料理家务，但热情减退了。对男人、爱情和*的想入非非经常把她的心思从工作上引开，双手也不听使唤了。和某些景象与声音一样，天气的变化也开始影响她的情绪。这些感觉在她心中化作极度的悲伤。她经常想起新生事物的死亡，孤独的小路，从虚空中出现的陌生人拉着姑娘的手，夕照中的树林之类的情景。这样的幻想特别容易在教堂里滋生。歌声轻抚着她，当她努力把思绪集中在罪孽的代价上时，她的身体却为无需努力就可以自然发生的救赎、拯救和重生而颤抖不止。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她向来都柔顺温和；她常常在河岸徜徉，或者在田里捡拾浆果，这时有个人会翩然出现，目光柔和而具有穿透力，他—无需语言的交流—什么都能领会；在这个人的注视下，她的跛脚痊愈了，目光低垂。这个人没有面目，没有躯体，无声无息。他不过是一种存在，有种拥抱一切的温柔，却又很刚强，预示着舒适。她不知道该对这个存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但这都无关紧要—在无言的心照不宣和无声的*之后，梦幻自会破灭。然而这个存在知道该怎么办。她只需把头依偎在他的胸前，他就会领着她远走高飞，走向大海，走向城市，走向树林……直到永远。
有个叫艾维的女人，她口中似乎饱含着宝琳所有发自灵魂的声音。艾维站在离唱诗班很近的地方，唱出了宝琳莫可名状、深藏不露的甜蜜；唱出了宝琳渴望的那种足以挑战死亡的死亡；唱出了那位陌生人，他知道……
敬爱的上帝抓住我的手
领着我向前走，让我站起来
我疲惫，我虚弱，我精疲力尽。
穿越风雨，穿越黑夜
领我走向光明
拉着我的手，敬爱的上帝，领着我向前走。
当前方的道路变得阴郁灰暗
敬爱的上帝就会在我的眼前徘徊
当我的生命快要结束
上帝听到了我的哭泣我的唿唤
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跌倒
抓住我的手，敬爱的上帝，领着我向前走。
所以，当那个陌生人，那个某人，果真从虚空中出现时，宝琳感激万分，然而并不觉得惊讶。
那年最热的一天，他在肯塔基的艳阳中大步走来。他高大地走来，他健壮地走来，他带着黄眼睛和张大的鼻孔走来，他带着自己的旋律走来。
宝琳悠闲地靠着栅栏站着，双臂搭在尖桩之间的横木上。她刚把几块做饼干的面团放进烤箱，正在清理粘在指甲缝里的面粉。她听到身后不远处传来口哨声。那是一种速度快、调门高的重复乐段，是黑人小伙儿在扫地、挖土或者只是走路时吹的那种。一种城市街头音乐，笑声掩盖着焦虑，欢乐像折刀的刃口般短促又直接。她仔细地听着这乐声，唇间不由露出微笑。口哨声越来越响亮，可她依然没有转过身，因为她想让它持续得更久。正当她暗自微笑，尽情享受着从忧郁念头中逃离的休憩时，她感到有什么在挠着她的脚。她大笑起来，转身望去。吹口哨的人正弯腰挠她的那只跛脚，亲着她的腿。她笑得停不下来—直到这人抬起头看着她，她仿佛看见肯塔基的阳光弥漫进乔利·布里德洛夫厚眼皮底下的黄眼睛里。
“我想告诉你，当我第一次看到乔利，那感觉就像故乡的那次体验，各种颜色搅在一块儿：那是在一次葬礼之后，我们所有孩子去捡浆果，我把几只果子放在星期天穿的衣服口袋里，果子挤烂了，染了我的*股。整条裙子都染成了紫色，再也洗不掉。我和裙子都是。我能感到紫色深深地扎进我的体内。还有爸爸从田里干活回来后妈妈做的柠檬水。冰凉凉黄澄澄的，靠近瓶底还漂着些柠檬籽。还有我们离开家乡那晚金甲虫在树丛里发出的道道绿光。所有这些色彩都沉淀在我的体内。当乔利走过来挠我的脚时，那感觉就像浆果、柠檬水、金甲虫的绿光，各种颜色全都搅在一块儿。那时乔利还很瘦，眼睛真的很亮。他经常吹口哨，每当我听到他的口哨声，身体就会忍不住战栗起来。”
宝琳和乔利彼此相爱。乔利好像很享受她的陪伴，甚至喜欢她身上的那种乡村气息和对城里事情的无知。他常常跟宝琳谈论她的脚，在街头或田间漫步时，会问她累不累。他并没有忽略她的残疾，假装它压根不存在，而是把它当成了某种别致甚至可爱的东西。宝琳第一次感到自己那只跛脚成了某种资本。
他的*既有力又温柔，跟她从前的憧憬完全一样，只不过没有阴郁的落日和孤单的河畔。她感到安全，满心感激；他很善良，活力四射。她从没想过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多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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