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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4月23日，《阿尔瑟斯特》在巴黎首演并未获得成功。格鲁克的一位友人，出版商科朗赛茨，为了安慰他，在剧院的侧翼找到格鲁克。有关这次碰面，他留给我们下面这段奇妙的记述：
“我在走廊里找到格鲁克，发现他更关心的是为这个对他而言非比寻常的事件找原因，而不是为他作品的失败伤心。‘这样一部作品的失败可真奇怪，’他说，‘这将成为你们国家艺术欣赏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能够想象以某种特定音乐风格创作的作品成功与否——是取决于听众变化不定的趣味。我也能想象某些起初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很快就会失宠。但是，我承认我这次很烦恼：这样一部印有自然的真谛、所有情感都得到真实表达的作品为什么会失败？’‘《阿尔瑟斯特》，’他自豪地补充，‘不是那类只带给观众片刻的欢乐，或仅仅因为其新鲜感而取悦于人的作品。它是永恒的。我坚信，如果法国的语言不发生改变，那么两百年后它仍会带给观众同样的欢乐。我的理由是，这部戏以自然为根基，与时尚没有任何联系。’”
一天晚上，当我坐在喜歌剧院，听着“神殿”一场戏之后观众发出的热情欢唿声时，我不禁想起了他的这些豪言壮语及其正确性——这场戏的格调高雅，充满了强烈而炽热的激情，它被塑成一尊不朽的铜像——在我看来，这一场不仅是音乐悲剧，而且是悲剧本身的经典之作。
这样一场以着名古代经典故事为原型展开的戏的效果同第二幕的效果一样感人至深，尽管它有些在人们意料之中。这场戏表现的是阿尔瑟斯特在庆祝阿德米特斯康复的宴席上，想到死亡的临近，抑制住她的眼泪和恐惧；其中的曲调形式有很大的变化和自由，扣人心弦的宣叙调同简短的如歌乐句，精巧的小抒情曲，悲剧曲调，以及在活力、优雅和平衡方面极其出色的舞蹈与合唱和谐地结合起来。一百年后，它们仍同首演时一样给观众带来新意。
第三幕有些不尽如人意。尽管有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只是虚弱地重复第二幕的场景，而没有发掘出新的东西；此外，海克力斯（Hercules）的音乐构思平庸，或许根本不是格鲁克的创作。
尽管如此，整个作品仍然具有统一的风格，纯净的艺术手法，及堪与最出色的希腊悲剧相媲美的情感；它经常引发人们对无与伦比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的回忆。即使在今天，也有许多乏味、迂腐的歌剧，它们堆满了饶舌的比喻，做作、平庸的场景，演说式的叙述和多愁善感的愚蠢——它们都同格鲁克之前的十八世纪歌剧中可怕的妙语一样令人生厌。时至今日，《阿尔瑟斯特》仍然是当之无愧的音乐戏剧的典范；那些最出色的音乐家，甚至瓦格纳本人，也几乎达不到它的标准；直截了当地说，连格鲁克本人也很少达到这样的高水准。
《阿尔瑟斯特》是格鲁克的一部力作；在这部戏中，他最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戏剧改革；在这部戏中，他最认真地遵循了与他的性格和他的早期教育格格不入的原则——在他的《伊菲姬尼在陶里德》中，除一两场外，这些原则并不明显。《阿尔瑟斯特》是格鲁克最仔细的作品，因为在这部戏中，与他通常的做法相反，我们找不到他从其他作品中借用的东西。他在它上面花了大量时间，共写了两遍；第二版（法文版）在某些方面少了些纯净，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具有了更多的戏剧性。不管怎样，它与第一版的差别很大。
因此，我们把这部“写成音乐的悲剧”视为格鲁克的构思力与他的戏剧改革的最佳范例；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来检验这场使当时整个音乐戏剧复兴的运动的起因。我尤其希望证明这场革命如何同整个时代思潮相唿应，它的必然性，以及这股打破由常规堆积起来的障碍的力量，其源头在何处。
格鲁克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使他拥有如此的力量——并不只是因为格鲁克有天才，也是因为一个世纪思想积累的结果。二十年来，百科全书派一直在准备、预言、等候这场革命。
这一事实在法国并非广为人知。大部分音乐家和评论家过分看重柏辽兹如下离奇的说法：
“噢！哲学家们和天才的傻瓜们！噢！老顽固们和令人尊敬的人们，他们作为哲学时代的智者，探讨着音乐艺术，却对音乐没有丝毫感觉，没有任何基础知识，根本不知道音乐意味着什么！”
而一位德国人，欧根·希尔施贝格，却提醒我们这些哲学家在音乐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百科全书派人士热爱音乐，有些人对音乐所知甚多。那些最积极参与音乐讨论的人有格利姆，卢梭，狄德罗和达朗贝，他们都是音乐家。音乐常识最少的是格利姆，但他并不缺乏鉴赏力；因为他写过一些小调，由衷欣赏格雷特里（Grétry），发掘了凯鲁比尼
<small>〔1〕</small>和梅雨尔的才华，甚至是认识到莫扎特的天才的人之一，那时莫扎特只有七岁。所以我们不能低估他。
作为音乐家，卢梭是相当有名气的，他创作了一部歌剧，《风流才女》；一部喜歌剧，着名的《乡村占卜师》；一部爱情歌曲集，《聊慰一生伤心事》；以及一部独角戏《小矮人》（Pygmalion），它是第一例情节剧（又名没有歌唱家的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得到莫扎特的赞赏，且贝多芬、舒曼、威伯和比才都曾尝试创作过。因此，卢梭是一名音乐革新者，尽管我们没必要对他那些娱乐感官，但比较平庸的作品予以过多重视。这些作品不但如格雷特里所说，显然是“出自一位不熟练的艺术家之手，其感觉暴露了他的艺术准则”，而且此人不习惯用音乐进行思考，是一位创作旋律的低能儿。但是，我们必须感激他的《音乐词典》，尽管有许多错误，却充满新奇、据实的观点。最后，我们必须牢记格雷特里和格鲁克对卢梭的评价。格雷特里对卢梭的音乐判断力有坚定的信心，格鲁克也在1773年这样写到：
“我已经研究过这位伟人有关音乐的着作，包括他批评吕利的《阿米德》的信件。我对他知识的深度和对品味的把握非常钦佩。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如果他专注于他评论的这门艺术，或许他已经使音乐达到了它根据古典传统所能达到的一切成就。”
狄德罗没有创作过音乐，但是对音乐的了解非常透彻。着名的英国音乐史家伯尼曾到巴黎拜访过他，非常仰慕他的学识。格雷特里经常向他征询意见，为了令他满意，曾经三次重写《泽米尔与阿佐》中的一段旋律。他的文学作品，他的序言，他的令人钦佩的《拉莫的侄儿》，都显示出他对音乐狂热的喜爱和光芒四射的智慧。他对音乐效果的研究颇有兴致，那段别致有趣的对话录，《羽管键琴与和声原则》，尽管署有比姆茨里德尔教授的名字，却显然出自他的手笔，至少是他教学的见证。
在所有的百科全书派学者中，达朗贝（D&#39;Alem*er）是最接近音乐家的一位。他写了大量有关音乐的书籍，其中最主要的一本是《根据拉莫艺术原则得出的音乐理论与实践的基本要素》（1752）；此书在1757年由马尔普格译成德文，甚至还赢得了拉莫本人的欣赏。他不仅更加清楚地解释了拉莫的思想（其思想经常是混乱的），而且赋予这些思想一种它们并非真正拥有的深刻。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去理解拉莫，尽管两人后来产生了分歧。把他看做业余音乐爱好者是错误的，因为他是业余爱好者的敌人，带头指责那些像大多数法国人那样、谈论音乐但并不理解音乐的人：
“这些人说起好听的音乐就是指那些耳熟能详的平庸音乐，对他们而言，一首糟糕的咏叹调就是他们不能哼唱的咏叹调，而一部差劲的歌剧就是他们记不住其中曲调的歌剧。”
可以确定，达朗贝对拉莫作品中和声的任何新奇之处都格外关注；因为他曾在科学院宣读过一篇名为《对音乐原理的思考》的文章。在文章中，达朗贝要音乐走上和声学新发现的道路上去，抱怨他那个时代音乐中所使用的手法有限，并且要求这些手法应该更加丰富。
为了证明百科全书派并非如世人所说的那样是漫不经心地加入到那个时代的音乐文学中，我们必须重提这些旧事。此外，即使他们没有特殊的音乐本领，这些聪明、有艺术经验的人真诚的评判也总是很有分量的；因为，如果把他们搁置一边，那么还有其他什么观点值得一听呢？对于学音乐史的学生来说，拒绝所有并非把音乐当做职业的人的观点，这种做法是愚蠢的；这意味着把音乐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对圈外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只有当一种艺术是人文的艺术——一种针对所有人、而不是少数学究的艺术时，它才是值得人们去热爱和敬重的。格鲁克艺术的范畴基本上是人文的，甚至是流行的（从“流行”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上讲），这与拉莫极端贵族化但很肤浅的艺术形成对比。
拉莫直到五十岁才成功地上演了他的第一部歌剧《西波莱特与阿雷茜》（1733）。在他戏剧生涯的前十年，他的成功令人置疑。但是，最终他获得了胜利，1749年左右，即创作《一盘菜》前后，他似乎已经统一了他的支持者，化解了他的敌人，并且被所有人看做是欧洲最伟大的戏剧音乐家。但是，他的胜利很快夭折，因为三年以后，他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到1764年逝世为止，他在评论家中间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一事件非比寻常，因为尽管一位革新的天才只有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这种情形虽令人很不愉快但却很自然；但是，一位获得成功的天才却没有维持住他的地位，而且——这并非风格或思想突然改变的问题——几乎是刚刚获得人们的赏识就失去了它，这种情形就令人诧异了。我们如何解释他那个时代这群最有见识、最具天赋的人的观点的这一变化呢？
我们如果记得百科全书派早期对法国歌剧的偏爱——有些人对法国歌剧有很高的热情，那么，他们后来对它的敌意就似乎更令人吃惊了。更奇怪的是，曾经如此喜爱法国歌剧的卢梭，后来竟会以他惯有的激烈，最坚决地反对它。1752年，意大利小喜剧演员演出了佩尔戈莱西和那不勒斯乐派的短篇代表作，这次演出对卢梭和他的朋友来说是一次突然的震撼。狄德罗承认，我们的音乐已经被这些小丑从束缚下解放出来。人们或许觉得奇怪，这样小的一个起因会造成这样大的后果。真正的音乐家很难理解，一部像《女仆帕德罗娜》这样的作品，乐谱只有四十页，五六首歌曲，两个人之间一段简单的对话，一个小型管弦乐队，就能够阻挡拉莫强大的作品！当然，他那些费尽心思的作品突然被一些欢快的意大利间奏曲取代是有些令人伤心。但是，这些小篇幅作品魅力的秘密在于它们的自然，以及轻松的优雅，从中看不到吃力的迹象。它们就像令人舒适的迷醉剂；小丑们获得的胜利越大，拉莫的艺术就越是被人看做与时代精神相违，而百科全书派是时代精神的诠释者，他们习惯性地夸大每场争论。
在这里，我不想论述这场斗争中的具体事件（这些事件经常被人重述），或是评述其中狂热的不公正性。我只将尽力澄清一些美学原则（也是格鲁克的艺术原则）；这场战斗即是以这些原则的名义进行的。首先，让我回顾一下主要事件。
受到意大利音乐鼓舞的卢梭首先开始了这场战斗。由于他一贯缺少平衡的观念，所以他对所有法国的事物都形成了一种恼怒的反感。他写于1753年的关于法兰西音乐的一封信，其言辞激烈得超过了任何其他反对法国音乐的文章，这一举动导致了“小丑之战”。您千万不要以为这封信代表了百科全书派整个思想的框架；因为它格外地自相矛盾，因为欲求证明的东西太多，所以它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达朗贝认为，这本小册子给卢梭和百科全书派带来的敌人比他以前曾写过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多；它是一次憎恨的情感的爆发。
尽管狄德罗和达朗贝对意大利艺术怀有敬意，但他们还是一度为法国音乐主持了公道。格利姆则持怀疑态度；在他的小册子《博赫米什布洛达的小预言家》中，他宣称，没有哪一部拉莫的歌剧能够抵抗意大利小丑们的胜利，尽管他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受到这一事实的鼓舞。“我们得到了什么？”他问到，“结果是我们既没有法国歌剧也没有意大利歌剧；或者，即使我们拥有了后者，这种变化也使我们成为失败者，因为意大利音乐胜过了我们的音乐。不要被蒙蔽了；意大利歌剧，同装饰它的那些歌唱家一样，并非尽善尽美——为了使音乐悦耳，一切都被牺牲了。”
直至那时，对法国音乐的仰慕一直是一种信仰；如果百科全书派迅速站到卢梭和意大利歌剧一边，这是因为他们被法国歌剧强硬支持者的野蛮的愚蠢激怒了。“某些人，”达朗贝写道，“认为小丑演员与共和人士，评论家与无神论者，都是一类货色。”这点足以令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感到反感；荒谬的是，在法国，所有抨击歌剧的人都会遭到诋毁，被当做一名恶劣的公民。令这些启蒙哲学家们再也忍无可忍的是意大利音乐反对者清除意大利人时的那种傲慢的方式，即1754年公布的强制意大利人离开法国的国王令。这种把保护主义应用于艺术的专制做法激起了所有具有独立思维的人对法国歌剧的反感。由此可见这场纷争的激烈程度。
百科全书派的第一条美学原则被包含在卢梭的“让我们回到自然去”的呐喊声中。
达朗贝说：“我们必须把歌剧带回到自然中去。”格利姆写到：“所有美好艺术的目标都是模仿自然。”狄德罗认为：“如果没有模仿自然的打算，歌唱艺术永远不会是美好的。”
但是，这一原则难道不也是拉莫的吗？1727年，他给拉莫特写道：“有朝一日希望发现一位音乐家，他在试图描绘自然之前会先去研究它。”在他的《论把和声简化到其自然法则中去》（1722年）一文中，他写道：“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应该体会到他欲描绘的事物的特点，而且应该像一名出色的演员那样，把自己置于他刻画的人物的位置上。”
诚然，有关对“自然”的模仿，百科全书派同意拉莫的观点；但是他们赋予“自然”这个词不同的含义。他们的自然指的是“自然的事物”。他们是理智与简洁的代表人物，反对法国歌剧中由歌唱家、乐师、歌词作者和作曲家共同营造的那种夸张。
当人们阅读百科全书派的评论文章时，他们会惊讶于这一事实，即他们格外专注于歌剧的表演。1752年，卢梭在致格利姆的一封信中写道：“拉莫已使处于瘫痪状态的管弦乐队和歌剧活跃起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拉莫在这一方向走得太过，因为在1760年左右，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歌剧已变成了持续不断的喧嚣和震耳欲聋的混乱。卢梭在他的《新爱洛伊丝》中，针对这一现象，写了一篇有趣的讽刺文章：
“女演员们几乎处于痉挛状态，强迫她们的肺发出响亮的尖叫，她们的双手紧握在胸前，头向后仰，表情激动，脸上青筋暴起，身体左右摇摆。很难知道到底是视觉还是听觉更受不良影响。她们的努力给观者造成的痛苦与她们的演唱给听者造成的痛苦一样多；但是，真正无法想象的是，这种尖叫几乎是惟一博得观众掌声的东西。听到掌声，你会误以为这些人已经失聪；不时听到一些刺耳的尖叫使他们兴奋，并且希望演员们加倍努力。”
至于管弦乐队，“乐器无休止地喧闹着，没有人能够忍耐半小时而不患剧烈的头痛。”整场骚动由一位被卢梭称作“伐木工人”的乐队指挥领导，因为他用指挥棒指示节拍所花费的力气与砍倒一棵树所花费的力气一样多。
当我读到德彪西的一篇观后感后，我禁不住回想起这些感受。在这篇文章中，德彪西将格鲁克自负、沉重的风格同拉莫的简洁进行了对比——后者的“作品具有柔弱、迷人的精致，侧重适宜，没有夸大或是小题大做……那种清晰，那种精确，那种形式的紧凑”。我不知道德彪西的观点是否正确；假设也是正确的，那么他所感受的、以及今天人们所感受的拉莫的作品与十八世纪人们听到的情形没有任何关系。不管卢梭做了怎样的讽刺性描述，这种讽刺只会扩大拉莫歌剧的显着特点；在那个时代，不论拉莫的朋友抑或他的敌人，都不认为其作品的特点是精致或感情的克制，或是任何铜板雕刻的效果；它们更多是以富丽堂皇闻名，真实或虚假也好，真诚或夸张也罢。狄德罗认为：为了演唱他最优秀的曲目，如“苍白的火炬”或是“鞑靼人的上帝”，歌唱家必须有健康的肺，饱满的嗓音，以及宽广的音域。我也确信，今天最崇拜他的那些人，一定会同百科全书派一起，首先要求乐队、合唱队、演唱、表演，及音乐、戏剧，进行一次改革。
但是，对于另一场亟需的改革——台词的改革——来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今天，那些称赞拉莫的人还有勇气阅读他奋力为之配乐的诗作吗？他们是否熟悉琐罗亚斯德，即“占星术士的校长”呢？此人总是用颤音唱出歌曲的三连音：
“您爱我吧，永远爱我吧。爱情将射出她所有的箭。爱情将射出、将射出，爱情将射出、将射出、将射出，爱情将射出、将射出她所有的箭吗？”
应该如何评价达尔达诺斯浪漫的冒险经历和那些神话悲剧呢？利戈顿舞，快三步舞，铃鼓及苏格兰风笛非常恰当地活跃了这些作品。这些舞蹈和乐器在许多方面不但颇具魅力，而且验证了格利姆的话：
“法国歌剧是一种壮观的场面，其间人们所有的痛苦和欢乐都依赖于观赏他们身边的舞蹈。”
它们也证实了卢梭下面这段话的正确：
“导演芭蕾舞的方法很简单：如果一位王子很快乐，所有人就都分享他的快乐，于是大家一道起舞。如果王子不快乐，他身边的人就企图使他振作，他们还是跳舞。还有许多跳舞的场合，生命中最严肃的举动是由舞蹈伴随的。牧师在跳舞，士兵在跳舞，神灵在跳舞，魔鬼在跳舞；甚至于葬礼上也有舞蹈——事实上，舞蹈适合一切场合。”
这种荒谬的做法怎能获得人们的重视呢？还要加上一大群乏味的诗人的艺术风格，如佩尔格兰神父，奥特里奥，巴罗·德·索法，勒·克莱尔·德·拉·布律尔，卡乌萨，德·蒙多尔热，以及这群人中最出色的那位，让蒂尔一贝尔纳！
“歌剧中的人物从来不讲他们该讲的话。演员们通常说的是格言警句，一首接一首地唱牧歌。每个人都唱过两三首对唱曲后，一场戏也就结束了，而舞蹈又重新开始；如果再不结束的话，我们都会厌烦死了。”
伟大的作家和像百科全书派这样有艺术品味的人怎样才能帮助人们反抗这些诗人自大的愚蠢呢？事实上，这些歌剧的诗文是如此糟糕，以至最近在《西波莱特与阿里茜》的重演中，全剧场的观众都感到失望——天知道，在诗歌问题上，观众是不难取悦的。当那些歌词与音乐同样自然的小型意大利作品演出时，观众定会发出怎样欣慰的感叹声啊！
在《拉莫的侄儿》中，狄德罗这样写道：
“什么！他们打算让我们适应对不同情感的那些模仿，认为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欣赏口味留给轻箭、长矛、光荣、胜利、凯旋！让，看看他们都在追求什么！他们是否认为，在把我们的眼泪同一位哀悼儿子死去的母亲的眼泪混在一起之后，我们应该满足于他们编造的仙境，他们乏味的神话故事，以及他们那些令人作呕的牧歌呢？而这些牧歌同它们为之服务的艺术的贫乏一样，证明了诗人艺术品味的恶劣。我的回答是：这一切都无聊至极！”
人们或许会说，这些评论家同音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名音乐家应该为他接受的台词负责。除非诗歌和戏剧改革已经完成，否则歌剧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为了完成这一改革，需要一位既懂音乐又懂诗歌的音乐家。拉莫不懂诗歌，所以他“模仿自然”的努力是徒劳的。怎样才能为低劣的诗歌配上动听的音乐呢？人们或许会用莫扎特的名剧《魔笛》作为例证，该剧即是围绕愚蠢的台词创作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惟一可行的就是遵循莫扎特的先例——忘记台词，在音乐幻想之中放纵自己。类似拉莫这样的音乐家以另外一种方式展开创作，假装对文字部分格外关注。他们的结果又如何呢？越是力图遵循原文，他们的音乐也就越与歌词相似；由于歌词很虚假，所以音乐也变得虚假了。因此，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当剧情适宜表达悲痛情感时，拉莫会写出华丽的音乐；而有些时候则是一些拖沓的场景，令人相当生厌（即使宣叙调很巧妙），因为它们说出的对话极其愚蠢。
但是，就算百科全书派同拉莫一致认为音乐戏剧表现的基础是自然，那他们在应用这一原则的方法上也产生了分歧。拉莫的本性中过多的知识和理性令百科全书派人士震惊。拉莫的法国人特征和缺点格外突出；因为他是一位完全的知识型艺术家，如此喜欢理论和概括，以至这种爱好出现在他对情绪的最仔细的研究中。他研究的不是人类，而是他们抽象的情感。他按照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手法创作。他对创作方法的热爱导致他制定了和弦和表现富于表现力的调式的目录表，这有些类似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勒布伦绘制的面部表情目录表。例如，拉莫这样写到：
“在大调调式中，采用C大调、D大调、或A大调的音程适合表现活泼、欢快的曲调；采用F大调或降*大调的音程适合表现风暴、愤怒，以及此类的主题；采用G大调或E大调的音程适合表现温柔或欢快性质的歌曲；而D大调、A大调和E大调也可以把宏伟壮丽的场面表现得栩栩如生。在小调调式中，采用D小调，G小调、*小调、E小调的音程适合表达轻柔和爱意；而C小调或F小调适合表达轻柔和悲伤；F小调或降*小调则适合哀伤的歌曲。其他调式则没有太大用途。”
这些话表明了对声音和情感的明确的分类。但是，它们也显示出，得出这些观察结论的大脑是多么地抽象和笼统。拉莫希望征服、简化的大自然经常反驳他的论证。很明显，《田园交响曲》的第一部分是F大调，但它既没有展示暴风雨，也没有描述愤怒；贝多芬《C小调交响曲》的第一部分的特点也不是轻柔或悲伤。然而要紧的并不是这些小失误；严重的是，拉莫的思维有一种趋势，即用抽象、固定的模式（尽管这些模式很巧妙）来代替对生机勃勃的自然及其得以自我更新的不息的变化进行直接的观察——仿佛可以按照固定的法则把自然分类似的。他如此迷恋这些原则，以至他所有的思想都带有它们的色彩，并强加在他的艺术风格之上。他过多考虑了灵魂和艺术、音乐本身以及他正在使用的乐器，以及外在的形式。他时常缺少自然的感觉，尽管他达到了目的。他对自己对音乐理论巧妙的发明怀有正当的自豪感，这致使他过多地依赖科学，而低估了“自然情感”的价值。百科全书派学者不太可能放过这样的断言：“旋律源于和声，并在音乐中只扮演配角，它只带给听觉空洞而短暂的快感；而当一段出色的和声进行直接同灵魂相通，旋律所及不会超过听觉了。”
我们非常清楚“灵魂”一词对拉莫来说意味着什么；它等同于“理解”。每个人都敬慕这个世纪高高在上，非常法兰西化的理性主义。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百科全书派学者虽然并非职业音乐家，但却拥有深厚的音乐情感，非常相信大众歌曲的价值，信仰自然抒发的旋律，信仰“触及灵魂的那些自然音调”的价值。他们对诸如拉莫之类的原则怀有成见，对于那些过分重视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复杂的和声，以及被卢梭称作“费力的、晦涩的、夸张的伴奏”的人，他们会加以严厉的批判。拉莫和声的丰富性正是吸引今天音乐家的地方。但是，抛开音乐家并非是音乐的惟一裁判这一事实（因为音乐应该吸引所有类型的人），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歌剧的情形；管弦乐队很笨拙，无法再现感觉的细微层次，并迫使歌唱家吼出最冷静适度的乐节，从而破坏了其整体个性。因此，当狄德罗和达朗贝坚持强调轻柔伴奏的重要性时，（他们说：“因为音乐是人们喜欢聆听的布道。”）他们是在反对当时从头到尾都吵闹不休的乐队演奏。当时“渐强”和“渐弱”的含义还几乎不为人所知。
因此，百科全书派要求一场三重改革：
1．表演、演唱及乐器演奏的改革。
2．歌剧台词的改革。
3．音乐戏剧本身的改革。
尽管拉莫大大提高了音乐的表现力，但他对最后一项改革贡献甚少。他能够真实、高贵地传达某些悲剧感觉，但是他不关注戏剧的真正精华——戏剧进程的和谐。作为戏剧作品，没有他的哪部作品能抵得上吕利的《阿米德》。他的竞争对手总是攻击他的这些弱点，他们是正确的。即将改革戏剧的音乐家还没有出现。
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等候着这位音乐家，并且预言他的来临；因为他们相信法国歌剧的改革指日可待。从他们为之作出贡献的喜歌剧的诞生中，他们发现了这场改革的序曲。1753年，卢梭创作了《乡村占卜师》，为喜歌剧创立了先例。一些年后，杜尼（Duni）创作了《爱上女模特的画师》（1757）；菲利多创作了《笨工匠布莱斯》（1759）；蒙西尼创作了《冒失的承认》（1759）。最后，格雷特里创作了《休伦人》（1768）。格雷特里符合百科全书派的心意，是他们所有人的朋友和信徒——格利姆称其为“法国的佩尔戈莱西”。他是那类同拉莫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他的艺术相当贫乏、干枯，尽管清晰明了，思维具有洞察力，加上讽刺，细致的感觉，以及说话自然的朗诵。建立法国喜歌剧的基础是百科全书派音乐之争的第一个结果。但是，他们的成就不只这一个，因为他们还帮助促成了那场后来搅动了歌剧界的革命。
当然，百科全书派从未希望用他们的争论来破坏法国歌剧，尽管德国籍的格利姆及瑞士籍的卢梭或许会有这种想法。狄德罗和达朗贝的思想是非常法国式的，只是想在“情节剧”改革中占据主动，从而为歌剧的最终胜利作准备。达朗贝宣布，法国人本性“刚健，大胆，多产”，总是能够创作出优秀的音乐；如果法国歌剧能够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许会成为欧洲最佳的歌剧。他确信一场音乐革命伴随一种新艺术的成长即将到来。1777年，在他的《音乐原理的思考》中，他写道：
“此时此刻，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适合去发掘和欣赏新的和声效果。我们将把旧的音乐抛到一边，开始创作新的东西。我们的耳朵在等待接收新的印象；它们贪婪地等待着，而思想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酝酿。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期望从这一切当中获得全新的乐趣和全新的真理呢？”
这些言论与格鲁克到达巴黎大约同时发生。但是，在此之前很久（即1757年），即在格鲁克在维也纳演出了《奥菲欧》（1762），从而开始了他的戏剧改革之前五年，狄德罗就已经在他的《自然之子的第三次对话录》中，写下了一些预言性的篇章，并且召唤歌剧改革者的出现：
“让他主动出现吧，这位天才的人物将把真正的悲剧和真正的喜剧带上歌唱舞台！”
不仅音乐，而且整个舞台都需要这场改革：
“诗人、音乐家、美工、舞蹈演员，他们都没有对戏剧拥有正确的看法。”
戏剧表演的改革需要诗歌、音乐及舞蹈的辅助。要实现一部艺术作品的统一——而这种艺术又是许多不同艺术综合的产物——需要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音乐家加诗人。
狄德罗通过事例证明优美的戏剧文本是如何由音乐家诠释的：“我指的是有音乐天赋的人；不是只知道如何把转调串在一起，把音符组合起来的人。”他的示例是从《伊菲姬尼在陶里德》中摘取的，而这恰好是若干年后格鲁克的第一部法国歌剧的主题：
“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女儿刚刚被从她身边掠走，充当祭品。她看到祭刀举过女儿的胸膛，血流如注，祭司在询问她跳动的心脏中的神灵。这些场面使她心慌意乱，她哭喊着：
‘……噢，不幸的母亲！
我的女儿头戴憎恨的花环
把喉咙伸向她父亲备好的屠刀！
她的血溅满了卡尔克斯……野蛮人！住手！
这是雷电之神的洁净的血……
我听到他愤怒的低语，感觉到大地的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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