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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异彩。这个时期起于汉末的建安年间（196～219年）。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就介绍了自建安至曹魏时的许多名人，但是对在曹魏时已经卓有成就的晋初名士，有些却不曾涉及。其中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他俩都死于魏末，史籍上却把他们称作晋人（传见《晋书》）。我在本书中不得不补上几笔，所以，本篇的题目用了“魏晋之际”的字样。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223～262年）、阮籍（210～263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涛（205～283年）、向秀（约227～272年）、王戎（234～305年）、刘伶七人。《三国志·王粲等传》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说新语》、《晋书》嵇康等传，都说他们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谈，问学议政，意气相投，因此才留下了这个美名。
他们作竹林之会的时候，当在公元250年前后的几年中，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再晚，稽康就和山涛绝交了。史书说他们都是不拘泥礼法、脱略形迹、喜读《老》、《庄》的人，但详察各人生平，他们的志趣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他对司马昭专擅魏政，抱坚决反对的态度。亲司马氏的山涛要推荐他代自己做吏部郎，他大为光火，写信与其绝交。他在信中自称不堪流俗，“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影射意图取代曹魏的司马昭，结果被强加一项“想帮助毋丘俭造反”的罪名给杀了（毋丘俭于魏正元二年[255年]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兵败而死）。
阮籍字嗣宗，他与嵇康同志，但是表现得不太露骨：他爱饮酒，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娶他的女儿，他就连续大醉六十天，不给司马昭以开口的机会。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厨师善于酿酒，就要求去那里做步兵校尉。邻家有个美女，常当垆沽酒。他到她的店里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旁边睡觉，他自己不以为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其实，他的“纵情、败礼”，都是做给司马昭看的，以示自己嗜酒如命，无所作为。但有两件事，却最能说明他的内心。一是他不允许儿子阮浑跟着去“通达、不饰小节”，说：“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强烈地同时又隐晦曲折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近代诗学大师黄节在所著《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自叙》中说：“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话。
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友善。嵇康会打铁，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死后，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司马昭看到他，冷言问道：“听说足下有高隐之志，怎么会来到此地？”向秀只得说：“以为巢父、许由等，对尧不够了解，不值得模仿。”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他听了自然满意。向秀这种向权奸屈节的话，嵇康、阮籍是不肯说的。向秀注过《庄子》，后来郭象以向注为基础，撰成新注（一说郭象窃取向注，只补了未完成的《秋水》、《至乐》两篇）。郭象字子玄（？～312年），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主簿（秘书），是个很喜欢卖弄权威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爱读《庄子》，似乎很矛盾，然而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刘伶字伯伦，是个放浪形骸的人。他写过一篇《酒德颂》，和阮咸是七贤中比较次要的人物。
山涛和王戎的人生道路与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晋朝做了大官。
山涛字巨源，与嵇康、阮籍等都爱好《老》、《庄》，但为人处世则与他们不同。他和司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亲，魏末虽很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信任，但又不失为一正派人物。在晋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够搜访贤才；后来做吏部尚书，对所举荐的人物，“各为题目”（分别作出品评），再为上奏，他的评语，当时号称“山公启事”。嵇康写信与他绝交，后在得罪临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你不要怕没人照应。”可见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是肯定的。
王戎字溶仲。幼时有胆有识。六七岁时见猛兽在笼中吼叫，别人都害怕逃开，他却神色自若，站着不动。有一次，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要时，见李树结满了果实，同伴都奔过去，想摘来吃，只有他不为所动，说：“树在路边，结了果实，却没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后来一尝，果然如此。阮籍认识他的父亲王浑（这个王浑不是灭吴的大将王浑）。王戎十五岁时，阮籍便发觉他谈吐非凡。见识会在他父亲之上，从此就与之结为忘年交。但王戎实在是个清谈家。他做官没有政绩，领吏部时不选拔寒门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却把事务都交给属员经办，自己不管不问。他在政争剧烈的时候，与时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时，他孳孳为利，到处购置田园、水碓，还常执牙筹，亲自算账。有件事最为后人不齿。他家种养的李子品质优良，因怕人家得到种籽，所以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谈家好说虚无，但对钱财都看得重而且实。这王戎是十足的伪君子。
王戎是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256～311年〕，字夷甫，更是负有盛名的清谈家，和乐广（字彦辅，？～304年）是晋初名士的领袖。
清谈风气是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开始的。之前，汉末清议着重于品评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转而谈玄，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立论率以“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为宗旨。针对汉代儒生墨守成规的迂腐学风，“三玄”清谈确有顿开风气的作用，但是发展到崇尚虚无，把世事都看作俗务，那就太过分了。其实，当初何晏谈玄，并未荒于政事。他做吏部尚书，任用的官吏都能称职，但因为是司马懿的政敌，才被说得一无是处。到了王衍手里，他虽身居高位，却不能匡正时弊，只是一味地执玉柄麈尾，口谈玄言，其“不以经国，而思自全之计”（《晋书》本传语），这就不免要受人指责了。对此，本篇不拟具体多讲，只说他的末日一节，就可以见其为人了。永嘉五年（311年），他以太尉为大臣之首，送东海王越之丧东还，在途被汉将石勒所俘。这时他就对石勒说：“晋朝祸败，与己无关。本人不喜为官，不豫世事”。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劝石勒做皇帝，想以此保全自己，结果却被石勒骂了一顿。不知石勒为何觉得对这批人不可以动刀，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墙砸死他们的。
乐广与他不同，无论做什么官，在职时似无作为，离职后却常受人挂念。当时有些名士，如王澄、胡毋辅之等，为了表示通达，有时把衣服都脱光。乐广听了觉得可笑，只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书令，由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后在政争中忧虑而死。
魏晋之际的文学有很高的成就，如阮籍的《咏怀诗》已见上述。西晋初年，三张、二傅、二陆、二潘、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均属文学史上之“太康时代”的中坚人物。三张是张华、张载、张协；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安、潘尼；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
张华字茂先（232～300年），他的事功已见前篇，这里只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主要有两条。一是因身居高位面能奖掖文士，对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起过促进作用。二是写了一部《博物志》。这部书内容庞杂，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识，也有神话故事的材料，鲁迅把它归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之内（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他写的诗赋，在当时很有名气，但近人已不大读了。其余二张，张载字孟阳，他的兄弟张协字景阳，留传的作品都不多，近人对他们也比较陌生，可以从略。
傅玄字休奕（217～278年），他在世的年代稍早，但文学史却常把他写进太康时代。他做过司隶校尉，写的诗清新隽永，而见识更有可取。他不赞成清谈虚无，主张无鬼论，认为人死之后，不会有什么魂魄。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傅咸字长虞（239～294年），是傅玄的儿子，也做过司隶校尉。他的诗并不好，但为人疾恶如仇，曾弹劾过好几个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杨骏对他也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