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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我说过,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
就个人说是如此,就民族说也是如此。这一章将要讲一讲中华民族的地理、经济背景,以便说明,一般地说中国文化,特殊地说中国哲学,如何成为现在这样,为什么成为现在这样。
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
《论语》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海洋国家的人,如希腊人,也许不能理解这几个词语竟然是同义的。但是这种事就发生在汉语里,而且是不无道理的。
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如果我们用现代标准看距离,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可是《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话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仲由是孔子的弟子,以有勇闻名。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只是他的过分热心并没有博得孔子喜欢,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孟子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只仅仅想到“浮于海”。生活在海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该是多么不同!
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占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农业不仅在和平时期重要,在战争时期也一样重要。战国时期(公元前480—前222),许多方面和我们这个时代相似,当时中国分成许多封建王国,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当时所谓的“耕战之术”。最后,“七雄”之一的秦国在耕战两方面都获得优势,结果胜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
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在中国,这是两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
“士”虽然本身并不实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味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
“上农”
公元前3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春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在这一篇里,对比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另一方面,“商”的心肠坏,所以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他们的财产很简单,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这一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经济背景的限制;他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
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反者道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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