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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1]
第二十四章已经说过,陆王学派,也称“心学”,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陆九渊(1139—1193),人称象山先生,今江西省人。他与朱熹是朋友,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分歧。他们围绕着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口头的、书面的争论,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
陆九渊的“心”的概念
据说陆九渊、王守仁二人都亲自经验过顿悟,然后对于他们思想的真理价值,坚信不疑。陆九渊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象山全集》卷三十三)又尝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朱熹赞同程颐说的“性即理”,陆九渊的回答却是“心即理”(《象山全集》卷十二)。两句话只有一字之差,可是其中存在着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我们在前一章看到,在朱熹的系统中,认为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于是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但是在陆九渊的系统中,刚好相反,认为心即理,他以为在心、性之间做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关于这样文字上的区别,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可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出,朱熹区别心与性,完全不是文字上的区别;从他的观点看来,实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区别。不过,朱熹所见的实在,与陆九渊所见的实在,迥不相同。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
但是陆九渊的说法,只给予我们一个要略,说明心学的世界系统大概是什么。只有在王守仁的语录和著作中,才能看到对这个系统更详尽的阐述。
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
王守仁(1472—1528),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他不只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有名的实际政治家。他早年热忱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度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又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两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明德”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概念,给予《大学》以形上学的根据。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王守仁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关于“明明德”,他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唯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唯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大学问》,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关于“亲民”,他写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神鬼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关于“止于至善”,他写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也。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大学问》,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