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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特定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命运。我们现在不妨循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宋福禄和梁晓秀的人生轨迹，追寻一下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经历的苦难。
宋福禄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他出生于1940年，那时日寇的铁蹄正在中国国土上任意践踏，蹂躏。他的家乡被日寇占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许许多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战火。
宋福禄的父亲就是被日本鬼子兵开枪打死的。1943年鬼子到他们村扫荡，无缘无故就枪杀了一批村民，其中就有宋福禄的父亲。那一年宋福禄才三岁，对父亲的记忆模糊，他朦朦胧胧记得母亲和他说过，他父亲是被日本鬼子枪杀的。后来他长大后，无论在哪里见到日本人，他都咬牙切齿，痛恨日本人；他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杀了他爹，他和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三岁丧父，宋福禄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流落他乡，以讨饭为生。在宋福禄的记忆中，那时就一个字：饿！在他的记忆中，他每天都感觉饿，总是吃不饱饭；吃饱饭是那时最大的愿望。他那时年幼不懂事，母亲讨到一口饭就全部给了儿子吃，儿子却不知道母亲也处于饥饿状态。
母亲一直没改家，带着儿子四处流浪。日被鬼子投降后，内战又爆发了。他们母子俩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母亲由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身体垮了下来，在1946年离开了人生。在宋福禄的记忆中，母亲是被活活饿死的。那一年他才六岁。
六岁丧母，宋福禄成了孤儿。他被一个好心的老太婆领养，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一直到全国解放。解放后，那个老太婆也去世了，宋福禄被孤儿院收留。
1949年，宋福禄在9岁时上了小学，念了6念书，小学毕业时他已经15岁了。那时他被堂叔认领，到堂叔家生活，每天帮堂叔做农活。堂叔脑子灵，整天琢磨着怎样赚钱。后来堂叔听说有老乡在香港挣到了钱，便通过朋友找到一个在香港做事的老乡，在那个老乡的帮助下，堂叔带着宋福禄来到了香港。那是1956年，那一年宋福禄16岁。
堂叔刚来香港时没有带堂婶，他想等他赚到钱，生活有了保障后再把堂婶接出来。可是在香港6年，堂叔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他只是勉强糊口而已。这期间，堂婶在国内去世了。
堂叔没有儿女，他把宋福禄当成了儿子，长年累月给他灌输一种人生哲理：人必须自立自强，人活着必须有志气。
宋福禄感到香港时，香港还没有如今那么多高楼大厦；那时的香港百废待兴，还处于建设阶段。香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过的大城市，他很开心，很好奇，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只要能吃饱饭就行，别的什么都不想了。他做过建筑工人，做过搬运工，做过帮厨，做过清洁工，总之，他做的都是社会最低层的工作。那时虽然很辛苦，但他总觉得生活在一个大城市，每天都能看到高楼，看到川流不息的人流和五光十色的街景，感觉挺开心，居然忘记了辛苦和劳累。
一晃过了6年，堂叔又带着他来到了法国。那是1962年，宋福禄已经22岁了。堂叔在一家中餐馆做大厨，宋福禄给堂叔打下手。堂叔那时和他说，他打下手管吃管住，但没有工钱。宋福禄说，只要跟着堂叔干就行，他不计较有没有工钱。堂叔又说，他们先打工，等挣够了钱，堂叔就开一家中餐馆，宋福禄当大厨。宋福禄第一次有了人生目标，从此便埋头在餐馆打工，一晃又过了8年。8年时间，他一分钱没拿到，所有的工钱都被堂叔拿走了。
一年前，堂叔认为宋福禄可以自立门户了，便借给他10万欧元，让他到里尔市开中餐馆。他以为从此他将告别苦日子了。一个月前他满怀喜悦的心情到巴黎戴高乐机场接未婚妻，本想在餐馆走上正轨后，和梁晓秀结婚生儿育女，过上小康生活，哪料到变化比想象的要快得多，他的中餐馆开起来后竟然一个顾客都没有，还惹了一身麻烦。
梁晓秀的情况并不比宋福禄好多少。
她生于1952年，是家里最大的孩子。父母一共生了6个孩子，在她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她出国时，最小的妹妹才5岁。她1960年6岁上学，念到初中时，国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学业中断，于是她在15岁时便回家务农，帮助父母维持生活。家里人口多，生活特别困难，她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年下来虽然没挣到多少钱，但在她辛勤劳作下，全家人也没有挨饿。
她出国时父亲已经60岁了，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干繁重的农活了。那时她的两个弟弟，一个16岁，一个14岁，都在家里做农活，他们顶替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这样她才得以离开家，来到了法国。
她离走前和父母说，法国是富裕国家，她到那里挣到钱后，家里的经济情况就会得到改善；她会把全家人的生活都承担起来，让他们家过上别人羡慕的好生活。全家人都把希望放在梁晓秀身上，把她看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弟弟和妹妹们更是把她这个大姐看作为家里的大救星，一再和她说，他们将来也要到法国，挣法国人的钱，过上好日子。
可是眼前的法国并不是她心目中想象的法国：法国并不是遍地黄金，在法国独立生活比在国内还难。宋福禄在法国干了8年，到现在还没有过上好日子。
人说苦尽甘来，可是她怎么就没盼来那个幸福的时刻呢？难道她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她还需要苦苦挣扎、奋斗？她觉得她的命真苦，来到法国没有看到任何希望，那些美好的愿望都成了泡影。
她答应父母到法国后就给家里写信，可是现在写什么呢？她眼下的这种情况绝不能让父母知道，她想。
宋福禄和梁晓秀不约而同都想到：他们就是一对苦命人。他们已经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苦难和磨练，可是他们的的命运却并没有改变：他们如今依然一贫如洗，苦苦挣扎着，还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宋福禄那天问梁晓秀：“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呢？”
梁晓秀坚定地说：“我想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她不相信她永远会过苦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