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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煤水车、客车、货车，所有的车厢首尾相接，同生共死。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
和一年前同样阴冷的天气。
查尔斯警长出现在市区边缘的公墓。在墓碑的丛林中游荡了片刻，他找到了安德烈的墓碑和旁边无名无姓的女人的墓碑。
安德烈·杜弗勒，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愿上帝宽恕一切软弱。
身份未知的女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愿死者安息。
同样质地的石头墓碑，同样粗糙的字迹，下面肯定埋着同样简陋的棺木。
他们的命运偶然交错，却又必然汇合。
查尔斯捡起一块尖利的石头，在无名墓碑上刻出了歪歪扭扭的名字：玛丽·奇朋。
他把带来的一束花分成两半，奉献给两个战争的受害者。
查尔斯犹豫了片刻，最终坐在了两个墓碑中间，轻声地诉说：
“安德烈，很抱歉，我一直没有来看你。要知道，我也有点儿愧疚——原本我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警长叹了口气，“可惜，我不知道你那天晚上又去找检察长……他以为你足够坚强——不对，是足够坚韧。那个老好人习惯了用自己的柔韧的个性来揣测别人，可是他自己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他无法面对德国人，最终选择了和你同样的轨道，甚至是同一趟列车。”
查尔斯*着粗糙而冰冷的墓碑，那些铁轨应该更加冰冷，更加坚硬，但是在严寒中也更加脆弱。
“听到你自杀的消息，老格锐深受打击，认为自己有责任。他难过了整整两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说他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大概一个月之后，十二月最寒冷的日子里，他把我找去。是的，就在他的办公室，你很熟悉的办公室，永远温暖舒适的检察长办公室……”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格锐检察长一反常态没有稳稳地坐在办公桌后面，而是在查尔斯的背后踱着步子，害得警长不停地扭头。
“您想要再讨论安德烈的案子？是关于火车上的无名女尸，巴黎方面有进展吗？”
检察长烦躁地挥了一下手。“巴黎的人都在谈论战争和马其诺防线！”
“您应该知道，多数本地人都猜测是安德烈发疯了，在列车上突然发病掐死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女人。他随后闯进殡仪馆，自称在海滨见到死者和矮小女人，最后又认为中年男人穿墙而过……这些都很符合疯子的表现。另一方面，我去铁路公司仔细调查了，他的工友最终承认安德烈经常头痛，有一些很不正常的表现。实际上，为了保住饭碗，也因为面子问题，他向医生隐瞒了病情。”查尔斯谨慎地看了一眼检察长，“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仍然在追查另外两名乘客——也就是安德烈说的矮小女人和中年男人，可惜一直没有进展。您希望我尽快结案？”
格锐检察长回到了办公桌旁边，心不在焉地把纸笔挪个位置，然后又摆正。
“不用管别人怎么说，我希望您不要受各种暗示的影响。”检察长勐地转身，用灰色的眼睛盯着警长，“我们手上有什么确切的信息？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乘坐头等车厢，在路途中被掐死，到站的时候乘客人数并没有减少，特快列车也没有在途中停靠，凶手不可能离开列车。车厢两头的门都锁住了，也就是说凶手是那几名乘客之一。根据您和我分别进行的调查，我们可以排除其他几个人，只剩下安德烈和两个陌生人。既然找不到陌生人，我们就研究一下安德烈的问题。从他自己的叙述和证人们的证词来分析，暂且认定他没有发疯，那么，他的故事是否有可信的部分？”
查尔斯掏出了烟盒，照例轻轻敲打着，却没有拿出香烟。“正如您所说的，如果考虑各种环境因素，把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我们只能认定安德烈发疯了，甚至早就发疯了。但是如果把事情割裂开来，每一件事的荒谬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检察长一扭身子，回到了办公桌后面。“说说看……”
“我只是有一些想法，根本算不上解答。”
“您的想法总不可能比安德烈的说法更加荒谬吧！”
“那倒是。先说说殡仪馆的奇遇。安德烈在街上闲逛，碰巧看到了穿着红斗篷的瘦小女人，先是跟踪到一个小巷，然后又去了殡仪馆。她的行动本身也令人生疑，如果她认识死者，为什么不来找警方报告？如果她是凶手，就可能是要去从死者身上拿走某些东西……”查尔斯摇了摇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一个可疑的女人捅开了殡仪馆的后门，那里有一个停放尸体的小房间，一个门窗都被封死的房间——死路一条；另一个房间有一家人，也行不通；安德烈又挡住了退路，她能去哪里？”
“您忘了，还有一名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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