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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隔重洋的思念
聂鲁达，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在中国，提起拉丁美洲诗人，人们不假思索就能冲口而出的第一位，准是聂鲁达。的确，巴勃罗·聂鲁达堪称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拉美诗人。
聂鲁达是到过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拉美作家中的一个。来过中国的中、南美作家大概有这样几位：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52，1953年），危地马拉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56年），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61，1967年），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1952，1957，1987年），而聂鲁达则来过中国三次，是其中来的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另外，他还是这些作家中既到过旧中国，又访问过新中国的唯一的一位。
如果聂鲁达能活到高龄，我敢说，诗人的中国之行必定还会有第4次、第5次……是的，他一定会穿洋过海而来的。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他魂牵梦萦的朋友；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朋友怀念着他。
聂鲁达与中国，可以说有特殊的缘分；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在中国人眼中陌生得犹如这块“新大陆”还不曾被“发现”。就在那个时代，聂鲁达启程向东方远航。1928年，他在赴仰光任领事时途经中国。
诗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到的是香港和上海——当时被残酷殖民地化的中国的两个畸形大都会。就在这里，他亲眼看到，在中国的海域中、内河里，新老殖民者的灰色装甲舰耀武扬威，挂着万国旗的海盗船横冲直撞。而中国，就像“一个穿着破旧的绸缎衣裳讨饭的母亲”：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穷得一无所有，
端着一只空空的饭碗，
站在一座庙宇的大门口。
世界各国的军队，
开进来又开出去。
墙上溅满了鲜血。
他们抢劫你，就像你是一座没有主人的房屋。
……
而在这同时，从你的港口里，
却开走了一艘又一艘装满财宝的船，
那些冒险家为了争夺你的继承权、
你的矿藏和大理石，正吵个不休，
他们盘算着，在吸干了你的鲜血之后，
将怎样用一艘漂亮的船把你的骨头装走。
——《新中国之歌》
而与此同时，毒瘤般遍布的鸦片烟馆，张开黑夜的大嘴吞噬着无告而又无奈的国民，窒息着他们的精神：
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
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
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
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
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
就在这次中国之行中，诗人亲身体验了这个罪恶社会的可怕——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他被拦路抢劫。抢劫者飞快地搜遍他的口袋、衬衫、鞋、帽，甚至连领带、袜子都没放过，强盗熟练麻利得像杂耍演员。他们抢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后，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当然，也就是这次遭劫，使诗人认识了中国老百姓的善良、真诚——当他走到有亮光之处，碰到不少人，这些中国人尽管与他语言不通、素昧平生，但是都极为热心地想帮他脱离困境。他们想方设法终于把诗人带到他乘坐的船上。
诗人看透了这繁华都市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下的罪恶。他满怀激愤、一语破的，称这里“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次旧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后来的新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对新中国如此深挚的感情。因为这个新中国，是诗人——这个“另一片土地的儿子”，“在大海那边”期待、盼望了多年的。他深知：“许多民族都消亡了，而你却依然存在。”他因此坚信：
你的群山、江河和峭壁，
你的天空、云彩和人民——
这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中国大地之歌》
当新中国诞生时，诗人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骄傲：“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回首话沧桑》）还有谁，能像诗人这样，对中华民族有如此情同手足的深切理解？
聂鲁达就是这样，怀着对中国的深挚爱情，“怀着真诚得像大地一样的爱情”，来到新生的共和国的。1951年，聂鲁达和爱伦堡一起，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经蒙古来到中国，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给宋庆龄颁发国际和平奖。诗人的来访，给正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孤立之中的中国，带来了远在地球那一边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举行颁奖仪式之后，聂鲁达出席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参加者除受奖人外，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国家领导人。席间每人面前都有一瓶酒，供自斟自饮。朱德元帅正坐在诗人对面，他爽朗地笑着，频频举杯邀请诗人干杯。
在中国，聂鲁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以崇高的好客之情热情地接待他的中国文化界朋友：小说家丁玲、茅盾，诗人萧三、艾青等。艾青曾陪他一起游览北京市的风景名胜，如颐和园、香山卧佛寺等，还送他一本齐白石画册。两位诗人之间有过多次幽默、诙谐的亲切交谈。艾青曾风趣地问诗人：
“按照我们方块汉字，您这聂鲁达的‘聂’字是三个耳朵，我看您只有两只耳朵，还有一只呢？”
诗人诚恳地望着艾青，用指头点着自己的额头，幽默地回答：“在这儿呢，它在倾听未来！”
从此诗人就接受了这个由三个耳朵组成的聂字，而且对这个地道的中国姓氏颇为喜欢。出于对大海深挚的爱，他也曾说过，自己这三只耳朵，其中有一只是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
1954年，在聂鲁达50岁诞辰时，艾青和萧三以及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翻译陈用仪应邀去智利。由于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他们绕道欧洲、非洲，飞行8天，才远涉重洋到达智利，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诗人的真诚祝愿。这个小小的中国代表团在智利停留了一个月，亲眼看到那儿的人民是如何热爱和尊敬自己的诗人的。艾青以准确的描述为诗人画了一幅传神的肖像画：“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朴的品德。他站在海滨别墅门前，就仿佛远洋航轮上的大副。”
1957年，聂鲁达再次来到中国访问。这次同行的是他的夫人马蒂尔德·乌鲁蒂亚，还有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和他的夫人泽莉亚。艾青在昆明迎接了由缅甸飞来的客人们，陪他们游览了昆明、重庆，然后到达北京。在昆明，他们游览了壮美的石林；在重庆，他们参观了横跨长江的宏伟大桥；在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航程中，他们领略了奇伟瑰丽的三峡风光。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真是人间少有。艰难险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也许可以与之媲美。”
就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中，在帆桁如织的大江上，诗人认识了最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新中国的建设者——农民、工人、渔夫……他看到在壁立的岩石之巅，只要是有土壤的褶皱上，就缀着新绿，就有人在那儿耕种。他看1952年聂鲁达与诗人萧三在布拉格
诗人艾青陪同聂鲁达访问重庆（左二为聂鲁达，左三为聂鲁达夫人，右一为艾青，右四为巴西作家亚马多，右二为亚马多夫人）到农民的巧手怎样把上百只蝈蝈儿一只只分别装在用细篾条编成的精巧小笼里，造出了发出阵阵清脆虫鸣的城堡。在长江边上的小茶馆里，他听过民间艺人在人群中边弹边唱……诗人不由得赞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他坚信：“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在北京，诗人一行受到丁玲的接见，在场的还有他的老朋友萧三等。他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在开满荷花的湖上泛舟，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饮酒、抽烟、欢笑。聂鲁达在中国赋诗演讲，表达了对新生的中国由衷的敬佩和殷切的期待。1951年诗人访华时，就应丁玲之约，写了长诗《新中国之歌》。这次访华，在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北京文联联合举行的欢迎诗人的诗歌朗诵会上，他又朗诵了自己的新作《中国大地之歌》。诗人还作了演讲，深刻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诗歌和人民的关系。随着聂鲁达的来访，20世纪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中国翻译出版了不少聂鲁达的作品。诗人在中国的访问，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切都显得愉快而和谐。直到有一天，诗人照例请翻译念报。他随手一指，正是有关一个政治案件的内容，文章中指控的就是每天接待诗人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中国当代文化的精英。他这才知道，一场暴风雨已经来临，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正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而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就有聂鲁达熟识的朋友们。达摩克利斯之剑达摩克利斯之剑：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的宠臣达摩克利斯，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宝座上空悬着一把用一根马鬃拴着的、随时可能落到他头上的利剑。由此使他认识到，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并不幸福。“达摩克利斯之剑”后来就成为一个典故，意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正悬在他们头上，但是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从未对诗人谈及一个字，甚至在表情上都没有一点儿流露。这些可敬得令人心醉的中国人！当聂鲁达访问结束、离开中国时，艾青没能去送行，他已经被打入另册，失去了送行的资格。聂鲁达的心战栗了，他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开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聂鲁达在回忆中描述了他辗转打听到的丁玲和艾青的悲惨命运，并提及他打听不到消息的萧三，然后他写道：“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
细心的人会发现，聂鲁达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很耐人寻味。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61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诗人好几部作品，如《聂鲁达诗文集》《伐木者，醒来吧！》《葡萄园和风》《英雄事业的赞歌》等，登载在报纸杂志上的散译诗歌为数也不少。但从1961年下半年后，聂鲁达的名字在中国文坛和出版界就几乎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这沉寂一直延续了20年之久，直到1980年，他的诗作才重新与中国读者见面，而聂鲁达本人直到去世也没能再来中国。
为什么会有这长达20年的老死不相往来？与聂鲁达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说得再清楚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容易为朋友们理解的事件。很多朋友和我们疏远了。”而对于聂鲁达，则是我们疏远了他。毋庸讳言，聂鲁达确实曾被我们划为“修正主义者”，尽管这绝非人民的意愿。于是和他就只有划清界限的问题，谁还敢再提什么友谊？！
尽管如此，聂鲁达却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一切，热切地寻觅着他的中国朋友丁玲、艾青、萧三……的踪迹。诗人热爱中国，只要有哪怕一点儿可能，他也一定会越过重洋来寻找友谊。然而，诗人只能面对横无际涯的太平洋，朝着大洋彼岸的中国，呼唤艾青！而艾青，在被与世隔绝的20年中，不但听不到聂鲁达的一点儿消息，再也没有读到过他写的诗，而且直到1980年，才知道聂鲁达早已于1973年与世长辞！真可谓是生死两茫茫！1995年年底，被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迷人的”艾青，泪花闪闪地回忆起聂鲁达：“他对我很好，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后来却没能再见到他，永远见不到了！”
万幸的是，在相隔20年之后，聂鲁达终于又能“重返”中国。从1980年开始，聂鲁达的诗文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他的作品集又开始不断出版。聂鲁达诗选已经出了好几个不同版本；诗人的代表作《漫歌集》于1984年以《诗歌总集》的译名第一次全文出版；诗人的回忆录也已有了若干个中译本……
但在庆幸的同时，我们对“聂鲁达是中国最熟悉的拉丁美洲诗人”这一习惯性说法也就不能不发生了怀疑。的确，与其他拉美诗人相比，聂鲁达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最大，作品被评介最多。但是，当我们知道聂鲁达的作品集总共有50余部，而我们完整译过来的诗文集只占十分之一时，我们还能说他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已经很多吗？而对于诗人究竟是怎样度过一生的，我们的了解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仅凭已经译成中文的、只占这么小小比例的诗人的部分作品，只凭对诗人一生轮廓式的了解，就想对聂鲁达这样一位诗人做出准确、中肯的评价，谈何容易！我们对诗人的实际了解，与我们对他名字的熟悉程度是并不相称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聂鲁达研究在苏联等许多国家就被列入美洲文学研究重点课题。他的作品每出一部，就有相应多种语言的译本几乎同步问世。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诗人常说自己是个欠债者，“对于前辈作家”，“对祖国、对人民都负着债”。而我们，对聂鲁达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智利诗人，对这样一位如此热爱中国，对中国满怀兄弟情谊和殷切期望的诗人朋友，岂不也是欠了债？
因此，我们写出了这本小书，但愿它能对热爱聂鲁达和他的诗歌的人们有所帮助。聂鲁达，这位被称为大海的儿子的诗人，是怎样从世界的边陲智利起锚，向东方、向欧洲、向世界扬帆远航？他是怎样出航又归来，在他祖国智利的土地上，在如此广阔的世界上，建树非凡的诗人的功勋？他停泊过多少陌生的港湾，经历过多少狂涛巨浪？特别是，在我们相互不通音讯的年代，远在地球的那一边（南美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从他们脚下直着挖下去，挖通到地球的另一头，就是中国），诗人又是怎样生，怎样死？……请读一读这本小书吧，它虽不能使你了解一切，但一定能让你了解一些，而且肯定是不算少的“一些”……
不朽的航程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智利当代著名诗人，曾任智利驻外领事、总领事和大使。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智利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法院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一年后，他流亡国外，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到过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1952年，智利政府撤销对聂鲁达的逮捕令，诗人返回祖国。1953年，他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7年，他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从13岁起开始发表作品，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他的成名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它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声调丰富，以清新的诗风给当时的拉丁美洲诗坛带来春天的生气，奠定了聂鲁达在智利诗坛的地位。
代表聂鲁达创作里程碑的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第二卷）（1925—1935），特别是《第三个居所》（1935—1945）。第一、第二卷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危机意识，突出体现了诗人因与常规秩序分离而产生的焦躁、忧郁和孤寂情绪。《第三个居所》的核心、主体部分《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不朽诗篇，则是由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生者与死者的鲜血燃烧、升华而成，由诗人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斗争融合而成的。它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无数鸿篇巨制一起，构成人类文学史上最神圣的一页。
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正如诗人所说：“从此，我的道路跟众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之间，我看见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让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流下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在回首往事时，他又强调说：“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都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西班牙内战）并伴随我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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