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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年饿死人的事儿比比皆是,也是老年人的记忆中最悲惨的岁月,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蒋介石炸黄河导致的发黄水。我们这里是黄泛区,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记得那时黄河水是如何遮蔽日地淹过来,以及随后的饥荒。
但六零年的饥荒才是最严重的,很多家在那个时代被灭门绝户,甚至村子整个儿死绝的都有。但我们村却幸免于难,因为村里唯一的那位党员,跟上边派下来的搜检督导队以党性保证,刘楼已经搜过了,不需要再翻二遍。于是在周围其他村都被翻个底朝、所有粮食都被搜走的情况下,刘楼则保存了相对丰足的口粮,而没有饿死什么人。也就是在那一年,村里打了好多年光棍的几个大龄男人,都有了老婆。因为远远的外乡女人,为免去在家活活饿死的命运,听刘楼有吃的,就摸索着找来,为了一口原本只是给牲口吃的红薯叶野菜汤,而宁愿留下来,打都打不走。
“想起六零年,两眼泪涟涟……”这是母亲常唱的顺口溜,混在“东方红太阳升”等红歌之中,尤其显得讽刺。那个理想主义至上的伟大领袖,为了那高高在上的伟大理想,却造就了罕见的人间炼狱,充分明大而无当的理想有多大的危害。
父亲高中毕业那年,文革尚未结束,高考没有恢复,这使成绩一直拔尖的他毫无用武之地,下了学,为了娶亲,只好随乡邻去淮北拉包子。所谓拉包子。就是拉着一辆架子车,从远在几百里外的淮北,历经数个昼夜,拉回来一些煤、盐之类的日用品换钱,当时既无平坦的公路。又无额外的助力,只能凭一身蛮力,和难以果腹的家常伙食,其中苦难,可想而知。
父亲有两个哥哥,都已成家。且把家产分光了。父亲因为上学,婚事拖延下来,为了成家立业,必须靠自己奋斗。这也可以是我们这个家族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上一辈中,爷爷是家中独苗。且是遗腹子,其成长经历可以是艰苦异常。爷爷不识字,但懂得很多道理,因为听戏和唱书,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学问和典故,并且自己也学会了讲古记(古记,土话,即古代的故事)。时候。常常一个下午听爷爷讲古记,其中故事,不光包括“青蛇白蛇爱许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爱情故事。还有许多秀才赶考、金榜题名、为官作宰、衣锦还乡的事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好心的读书人在赶考的途中,过河时搭救了船上的一窝蚂蚁。后来考试时,一个关键的字少写了一点。考官阅卷时,那缺失的一点上密密地顽固地趴着几只蚂蚁,考官看得眼花。没有看出错处,给了高分。使其高中。
爷爷善于讲古记,却很少提自己的事儿。唯一的一次。是在一个大学纷飞的年关,穿着一身厚厚的黑棉袄棉裤,扎着白腰带——那时候的农村老农典型的装扮——的爷爷来到我们家,给我、弟弟以及表弟们讲他时候的故事。他13岁时,正值日本投降,百废待兴,为了养家,便出去打工挣钱。讲他当时所受的欺侮和磨难,到辛酸处,忍不住涕泪横流,痛哭不止。当时的我不过七八岁光景,也被感染的热泪盈眶。爷爷所的他自己的事我大都已经不记得,只隐约记得他当时的几句感叹:无论有多苦有多累,都不要放弃,一定要自强,好好活下去。
这也是爷爷所懂得大道理中最重要的一条:活着,把生命留下,只要人活着,只要有人,别的什么都不重要。
因为这,他倾尽家产给长子取了媳妇,像古代皇室和豪门大族那样,实行长子继承制,把绝大部分财产都分给了长子(虽然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家产)。
次子结婚时,他又把刚挣的钱都填了进去。爷爷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奶奶是村里最好的接生婆,这都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笔额外的收益。
父亲排行老三,且学习成绩优异,先前因为上学,就没有考虑成婚的事儿,爷爷也没给他留什么财产。再,上学虽然不需要花什么钱,但得从家里带粮食吃的,而没有任何产出,其他兄弟姐妹嘴上不,心里也有意见。
所以高中毕业后,眼见前途无望,认识到回家成婚生子是第一要务的父亲,便回了老家自力更生,拼命要强,拉了几年包子,赚了钱盖了三间泥墙草顶的房子,娶来了母亲,生了三个孩子,也就是我们这一家子。结婚时,母亲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大龄剩女,因为嫌当时好的对象脾气坏而退了亲,谁知嫁给了同样坏脾气的父亲。
那时候,公社大锅饭食堂破产,分了单干,每家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生存。五口人近十亩地,几乎没什么机械,每次耕地,需要集中两三家的耕牛一起,一能梨上二三亩地。而到了麦收时候,就更是忙得不像话,一个麦季下来,人人都累得虚脱了一般。
就是这种情况,助长了父亲的坏脾气。每每干活累极了,打牲口,骂孩就成了他发泄怒气怨气的手段。有时候母亲也会跟着一起挨骂,而她又同样刚烈,不愿忍受,于是这个家就常常吵闹的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爷爷那一代,刘楼不过是二三十户、不足一百口人的一个村子,由于日本入侵和内战拉壮丁,每个家庭几乎都只剩下了一颗独苗——除去现任村长的老父。当年为了躲兵灾,他自断右手中指,没了扣动扳机的手指,当兵自然是不行了。他侥幸留了下来,后来娶了媳妇儿,生了五个儿子,如今个个成了一大家子。成为村里最大的家族,他的长子进而连续多年占据了村长的位置。
如今的刘楼,已有六七百人口,分了五个生产组。老宅子住不下了,村干部们重新规划。作为村里最有文化的人和五组组长的父亲设计出了现在刘楼的样子:每两户相邻。南北东西各十户。这也是方圆十里内的村子规划最好的一个,其他村各村各户大都是零落促狭,不合章法的。
分单干后没多久,各家凭着土里刨食,或卖粮食、或卖牲口,换来砖瓦水泥。陆续都盖起了红砖青瓦房。
我家位于村子比较靠中央的位置,回到村里时,叔叔们都各回各家了。我胸怀忐忑,怕父母再吵起来。并暗作打算,假如父亲再度发难。我将坚决站在母亲一边,跟他斗到底。
好在父亲一直只是阴沉着脸,唉声叹气。母亲和姐姐做了饭一家人吃了,各自睡了,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儿似的。
而我却迟迟难以入睡。许多繁杂的思绪搅扰得我无法安眠。
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由秦争辉提出的那个,也是我常常思索无度却不得要领的: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考学无望。秦争辉曾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晚上,左手拿菜刀,对着自己的右臂一番狠剁。只剁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前后总得有二百多刀,一边剁,一边骂:叫你做不好!叫你做不好!”秦争辉扯开袖子,露出包满绷带的右臂,对我描述道。
我大感意外,非常震惊。但当时并未为他自残的行为感到痛惜,反倒书呆子味儿十足的夸他是当代苏秦。在学古人“锥刺股”呢。
就像前次秦争辉提起的那个话题:“你人活一辈子究竟有啥意思呢?辛辛苦苦,饱经风霜和凌辱。毫无尊严,受尽波折,真的还不如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畜生。白了,活着就是受难。”
虽然对他的辞心有戚戚焉,但却不甘于如此悲观厌世,可据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和所见所闻,也的确只能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活着,就是为了受苦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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