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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这个字眼一直被革命党人宁记，可以在数人心中胜过‘北伐’。真的要起来，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的矛盾更胜过了高振和苏俄。陈炯明自参加革命起就坚持‘联省自治’的主张，致力于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全国，而孙中山是‘中央集权’的奉行主义着，不惜以武力征伐，来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
两者谁的主张更好，不能一概而论。不过从现在的局势看来，不少人抱有着和陈炯明同样的心思，而孙中山的主张更被世人接受。因为不合的摩擦最终导致二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
正当革命政府这边准备为东征做准备的时候，陈炯明也在自己盘踞的东江地区积攒实力，二至只是静待一个时机，一个可以出兵的时机。
自赣南平定以来，尤其是吉安反击战的里里外外内情被高级将领知道其实它是豫军和独立团拼出来的，可宣传口径上却统一的为北伐军。因此作为北伐军司令的许崇智在广州革命群众眼中几乎成了睿智将领的代表，能够只在后方就可以指挥革命政府成立后最盛大的一场胜利。
不过随着相继的报道，独立团和豫军的字眼更多的被提起。樊钟秀许多人都知道，而他们对于高振的了解，更多是上次他的演讲之后所看到的报道。许多从事新闻人士的记者，纷纷的表示自己想要参访这位充满争议，又是革命政府中最年轻的将军。
要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中谁最年轻，当属高振。1901年出生，至今还未满5岁，却已经是中将军衔，手下指挥着万余士兵。
充满争议更是胜前面前面的几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广州密约的曝光，让世人第一次认识到革命军当中还有一位留德归来的军事将领，震惊广州城的“商团事件”就是他亲手策划执行。而且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让苏俄被捅到了痛处，被冠以“右派”而闻名。紧接着又是一次感人肺腑的豪言壮志，让人们打消了对他的敌意，从对立转向了崇拜，那一封“我有着一个梦”被市民相互传送。
一切的一切都在吸引从事新闻相关人员为能不能参访到高振而煞费苦心。
同样为高振煞费苦心的还有胡汉民等各广州实力派人士，自赣南的赣州和吉安临时政府建立之后，高振的一举一动就牵动着坐在会议室里的各方人士。尤其是他们先后在一天之内收到了从吉安发来的三份电报议案之后，胡汉民大为着急的邀请各实力人物前来大元帅府开始就赣南的相关事宜展开一次议案会议。
最早的一封电报是关于独立团整编为独立师的议案，简单的就是整顿赣州、吉安两处的军队、农民自卫队、警察等带有暴力机构色彩的相关队伍。
在这一上，除了苏俄和**方面表示反对，其他人道是没有什么异议。从议案的细节方面来看，就是把原独立团和俘虏及通过审批的招募的000余名新兵整编为一个师之外，更多的是认定农民自卫队的位置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上面，警察只是无关紧要的一题而已。
整编独立师的核心在于编人枪，所有士兵军官登记在册，军官的晋升考核和长达6个月的系统训练及战术培训，指明独立师在余下的半年时间内不会作为一级战斗部队存在，直到整编结束才会从新加入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北伐的一系列战斗。
其实在这方面没有的让人无法反对，胜仗是人家打的，战俘是人家抓的，武器弹药要不是人家缴获的，要不就是人家自己买的，就是连编制也是在北方的总理亲自给的。你能什么？除了把这个当成人情送过高振，别的什么都做不了，想做也要先回去掂量一下。捏心深思后的重任在这方面除了加仑顾问表示有疑虑外，其他人都表示通过，就是连**代表周主任也没有发出否定的声音。
但一到农民自卫队这方面，立法激起了周主任和加仑顾问的一致反对。其原因很简单，高振在报告上写的几个大字让他们感到有些胆寒心惊。
原来在电报上，高振提出要不就把农民自卫队归入革命军编号，经行彻底的整编后分入各军，要不就宣布解散。并提出农民自卫队的身份问题是个及其难以认证的一支奇怪的队伍，它既不是革命军当中的部队，也不是革命政府当中的执法部队，却拥有着二者的本质。这样的一支部队既不听从于政府管理，又行使政府执法的职责；即违反了宪法，又不能得到相应的管理。解决的办法就有两个，一个是给予相应的编号经行整编，要不就解散。
当这一被念出，众人就饶有兴趣的看着廖仲恺、周主任和加仑三人，念得口干舌燥的秘书也趁机喝了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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