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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李纯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的涵义。魏博回归的狂喜过后,李纯的内心又隐隐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和焦虑。这种不安和焦虑,不是来自河北,也不是来自淮西和淄青,更不是来自遥远的陇西,而是来自长安,来自朝堂,来自后宫,来自他身边的人。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李纯就有了这种不祥的预感,只是没有如今这么强烈,这么让人坐立不安。是什么呢?李纯无奈的闭上了眼睛,在空气中嗅了嗅,空气中仿佛也弥漫着这种不安和焦虑的气息。
传言像一个幽灵,不,是无数幽灵,在长安的上空飘荡,并迅速的蔓延和传播。没有人知道它始于何时,源于何地,出于何人之口;也没有人知道它盛行于哪些阶层,哪些里坊;更没有人知道,它经过谁的口舌传入大明宫,传入天子的耳内。它就像“终无形状始无因”的风,虽然看不到实体,却让人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它的存在。它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就像微风轻轻吹过水面的浮萍,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
作为一代英主,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的人,李纯不是一个会轻易相信传言的人,更不会为传言所左右。但这次不同,因为传言的主角是他最器重的两个手下,一个是李吉甫,另一个则是李绛,传言的内容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党争。
一直以来,李纯就像一个高明的御者,收放自如的控制着朝政,从杜黄裳到李吉甫,从李吉甫到裴垍,整个外朝在这些贤明宰相的控驭下,有条不紊的为武力削藩作着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二度拜相的李吉甫性情大变,令李纯措手不及,为了制衡李吉甫,李纯不得不起用李绛。李绛没有辜负天子的期望,在二李联合执政的几年中,李绛与李吉甫针锋相对,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占尽了上风。一个天才的幕僚和军师(李绛),一个勤勤恳恳的实干家(李吉甫),一个天纵英明的决策者(李纯),曾经,李纯以为,这是最完美的组合,无往而不利。但不久,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便在长安的大街小巷蔓延开来。
李纯第一次用狐疑的目光望着李绛,源于元和七年的一次谈话。谈话的一方自然是天子李纯,而另一方则是即将被赶出长安的京兆尹元义方。元义方是吐突承璀的人,吐突承璀是李纯身边最受宠信的太监,没有之一。在元和三年策论案中吃了太监大亏的李吉甫痛定思痛,决心坚定不移的走太监路线,为了拉拢吐突承璀,李吉甫提拔元义方作了京兆尹。
为了理想,李吉甫牺牲了名节,但嫉恶如仇的李绛做不到,他憎恨专权跋扈的吐突承璀,曾经几次让这个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颜面扫地;他也看不惯李吉甫卑躬屈膝和睚眦必报的行径,屡屡在朝堂上与其针锋相对;他更讨厌溜须拍马的元义方,因此,元义方还没有在京兆尹的位子上坐热,就被他一脚踹了下去。
已经到嘴的肥肉被人硬生生抠了出来,然后换成了一个窝头,元义方咽不下这口气,仇恨像一团火焰,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我要报复!我一定要报复!报复那个将我贬逐的人!”当然,报复需要机会,一个可以和皇帝单独见面的机会。一般而言,这种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必须等待。然而,现在,元义方已无需再等,因为机会就在眼前。
按照惯例,长安被贬逐的官员,都有一个入宫谢恩的机会,元义方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狠狠的摆了李绛一刀。为了这一刀,元义方筹划了很长时间,他确信,这一刀能够切中要害,不是李绛的要害,而是天子李纯的要害。因为,他知道,历代帝王,无论他是尧舜禹汤,还是夏桀商纣,都不会容忍一种现象的发生,那就是结党,天纵英明的李纯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他用了一句半真半假的话,不动声色的暗示天子,李绛在结党!“李绛将我贬逐,是为了让他的科举同年许季同坐上京兆尹的位置,以便他作威作福,欺罔皇上”。
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的元义方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今的李绛,圣眷正隆,怎么可能被轻易击倒,就凭一两句谗言?“朕相信李绛,他不会作出这样的事情!”李纯的回答击碎了元义方的美梦,他知道,收拾行装,滚出长安的日子就要到了。
第二天,李纯还是叫来了李绛,质问他:“人们为什么一定会偏袒自己的同年?”李绛的回答一如既往的直率和坦诚:“所谓同年,不过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举子偶然聚集在京城,偶然参加了同一年的科举考试,又偶然在同一年成为进士,如此而已。之前,他们互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又怎么会有所偏爱?我举荐许季同,只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品行,又哪里想到他是自己的同年?古人举贤不避亲,我又怎能因为他是我的同年,就任其埋没,而不闻不问呢?”
李绛的话决定了元义方的结局,心存侥幸的他接到了李纯勒令其立即离开长安的命令。元义方就这样灰溜溜的走了,相信,此时,他一定很失望,心情一定很沮丧。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绝望。因为,虽然,他没有能够留在京城,也没有扳倒李绛,但他的话,还是悄悄的影响了李纯,他已经在这位年轻天子的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因为,至少有一点,他没有猜错,那就是自古以来的皇帝,的确都很讨厌大臣结党,李纯似乎也不例外。当李绛结党的传言一次又一次的灌入李纯的耳内,这位年轻的天子一定会想起元义方曾经说过的话,怀疑,对李绛的怀疑,对满朝公卿的怀疑,在李纯的内心,一点一点的滋生和蔓延。
一年之后的元和八年,党争的传言愈演愈烈,李纯的内心也越来越焦虑,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朋党的形还在有无之间,他就已经从长安上空的漫天雨雪中嗅到了越来越浓烈的党争的味道,就好像山雨欲来时的满楼西风。
李纯明白,朋党是一种毒,一种无可救药的毒,它慢慢侵蚀着大臣们的心,使他们越来越纠缠于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逐渐看淡甚至忘记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背后的大是大非。因此,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必须将其抑制在萌芽状态,但是传说中的两个党争主角,李吉甫和李绛,都是他最信任和最倚重的人,武力削藩的大业需要李吉甫来主持,而其睚眦必报的作风也需要李绛来牵制。现在,他暂时还不想罢免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但却需要给他们一些警告。斟酌再三,李纯决定敲山震虎,他召来了所有宰相,追问他们对于朋党的看法。心胸坦荡的李绛告诉他,朋党虽然说起来可恶,却没有踪迹可寻,那些奸佞小人正是抓住了朋党只可意会,却无法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将其作为诋毁君子的工具。比如东汉末年,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阉党一定会将他们说成党人,从而兴起了党锢之祸,导致亡国无日。因此,所谓党争,都是那些奸佞小人用来诬告正人君子的言论,希望陛下能明察秋毫,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君子结交的自然是君子,难道一定要他们与小人结交,才可以称作非党吗?
李纯关于朋党问题的追问,李绛的两次回答,从逻辑上讲,可谓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可惜,逻辑终究只是逻辑,无论它多么完美,多么无懈可击。在历史的真实面前,它却总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李绛说同年不过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偶然聚集在一起,不会相互偏袒;而事实上,同年结党的例子,写满了整个中国历史,即使在流光溢彩的元和时代,唯一一个有真凭实据、童叟无欺的朋党,也恰恰是由三个同年组成的所谓贞元七年进士党。李绛否认朋党存在的话语言犹在耳,党争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从此,朋党之争,贯穿了整个晚唐史。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党,其中的人员构成也十分复杂,既有君子与君子的组合,也有小人与小人的组合,还有君子与小人的组合,而更多的朋党成员,既不是什么君子,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小人。一部千疮百孔的晚唐史,证明了逻辑的完美远远比不上现实的残酷。
李纯越来越焦虑,他的追问也越来越频繁,不堪重负的李绛选择了放弃。他以足疾为由,多次上书李纯,请求辞去相位。元和九年,李绛罢相,李纯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不久,李绛的死敌,大太监吐突承璀翩然入京,重任左神策中尉的要职。当年,李纯决定起用李绛的时候,为了让其不受羁绊,将自己最宠信的吐突承璀赶出了长安,如今,李绛刚刚罢相,吐突承璀就风风火火的回到了帝京,继续他耀武扬威的生活。
接替李绛的人是武元衡,李纯想用他来代替李绛,牵制李吉甫。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位元和时代争议最大的宰相,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留下一段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
元和九年十月初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
李绛罢相,李吉甫去世,传说中的党争主角相继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有关党争的传言似乎也应该随风而去了吧。不,恰恰相反,真正的党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