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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深情(一)张宝同2013.4.5
在《动物世界》里看到母亲为了保护幼崽而拼死一搏的感人情景,我总是忍不住地想到自己的母亲。母亲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经历了不亚于这种生死搏斗的危难与艰辛。
我母亲是新婚后不久,因在老家受气,一气之下从老家跑到甘肃来找我父亲的。我父亲在甘肃修铁路,那时条件非常恶劣,铁路工地大多是在人迹罕至在深山之中,白天是满目青山,夜里是狼嚎四野。工人们住在山洞里,家属只能自己在山边挖个洞,找片破麻袋往洞口上一搭,就住在了里面。
不管是“盛夏飞雪,寒气砭骨”的乌稍岭,还是深山荒野的宝兰铁路和宝成铁路,都留下了母亲那青春的身影。我看过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其实,我母亲的讲述远比那里的情况恶劣得多。修完宝兰铁路,工程局又去修宝成铁路。秦岭山脉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去过秦岭的人都会赞叹它的巍峨雄伟。要不李白要在《蜀道难》中写道:“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宝成铁路是1958年1月1日通车。我是1957年出生的。我叫张宝同,这个“宝”字不是宝贝的宝,是宝成铁路的宝。我的名字实际是纪念宝成铁路通车的意思,那个“通”字,是我小时候觉得这个字太生硬,就自己改成了“同”字。后来我上高中时,我们五十多人的班里就有十多个叫“宝成”的,女同学里叫宝兰也有好几个。
因为修宝成铁路,母亲一直随着工程处顺着铁路线不停地搬家。每到一地,就在山边挖一个洞,在里面住上一段时间。听我妈说我家在黄牛铺、红花铺、双石铺和宝鸡上马营都住过。这些地方都在秦岭深山之中,因我爸要常常上夜班和加班,我妈带着我哥我姐和我一起住在山洞里,因为洞口是用破麻袋挡着,夜间常有饿狼进到我家屋里。所以,我妈夜里常常吓得睡不着觉。
修完宝成铁路,我们家又随工程处来到渭北的蒲城修洛河铁路大桥。这里,可以说是我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地方,也是我母亲和我们全家人悲剧命运的开始。
讲述我母亲,就不能不讲我的父亲。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称呼,对他的人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如果说有些印象,那就是我们家现在还保存的那张我们一家五口人在一起的合影。我父母并排坐在一起,我哥我姐站在两旁,我那时还不到一岁,还在妈妈的怀抱里。照片中的父亲和我刚结婚那时一样年轻英俊。因为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所以,我对他的感情只是感激他给了我一个健康的生命,让我有了这么多苦难与美好的丰富经历。
在我四岁那年,父亲因上过学,有些文化,被调到了西安铁路部门工作。西安离蒲城有两三百公里,可那时没通铁路,公路也不完整,又没有汽车,回来一趟要比现在到美国都要麻烦得多。所以,我父亲基本上就没回过家。
紧接着,我父亲在西安出了大事。他在清晨用棉纱擦洗道岔时,因为雾气很大,他没有看到一趟列车已经开了过来。从此,我们家的天就这样地坍塌下来。消息传来,我妈当即就疯了一样,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我哥在外地上学,不在跟前,我和姐姐就跪在妈妈跟前一直陪着她哭。因为我对父亲没有印象,所以,我只是看着妈妈哭得很悲很痛,才跟着母亲在哭,并不懂得我们家的命运将从此改变。
接着,我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对这个妹妹我的记忆也是非常地模糊,因为我只记得妈妈带着我坐在工程处专程送我们的翻兜车上,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可是,汽车把我们送到渭河边上,就得乘船过河了。可是,渭河正发大水,黄水漫漫,一望无边,岸边十多里内都站满了要过河的人。船上不仅有划船的人,而且还有许多人在水里用绳子在拉纤。因为过不了河,就在河边一直地坐着等着,大概在河边等了两三天的时间。到了夜里,我妹妹发起烧来,而且又没有医院,到了第三天天不亮时,妹妹就死了,让带我们去西安的一位职工抱走,找了个地方就地埋了。所以,一说到这事,我妈现在还对那位已经拿到了药,却没把药给我妹妹吃的那个人恨得咬牙切齿。
过了河后,我们又坐马车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又乘火车来到了西安。一下火车,我妈就在站台上发疯地哭着。旅客们围了很多人在看我们。后面车站来人把我妈架着接走了。可是,我妈还是走到那里哭到那里。我爸的遗体只让我妈看了一眼,是在西安三兆的殡仪馆里,那只是一个用红布完全包裹着的物体,其实什么也看不到。我妈扑过去要看仔细,可是,马上让人给架走了。
当我参加工作后,三兆那里来通知要让迁坟。我和哥哥把父亲尸骨挖出来要火化。我父亲的尸骨全是一节节的断骨,坟里还有很多当时用来包裹遗体的那种化纤布。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单位当时不让母亲看父亲的遗体。
当时,单位想让母亲接父亲的班,可是,母亲不识字,又是小脚,带着三个孩子,根本不具备当工人的条件。所以,没有办法,单位只得让母亲回去。但我们三人的生活费由单位按我父亲原来工资的一半每月支付。我不知道父亲的工资,但我知道单位每月给我和我哥我姐的抚恤金是29.5元。当时,单位还承诺要让我们三人长大后在单位接班工作。可是,由于****影响,单位一直没有招工,所以,我哥我姐都没能接班。
说起我妈的人生悲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她的脚是小脚,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三寸金莲”。但是,我妈的姐姐和妹妹都是大脚。对此,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她十六七岁就被我爸家相中了,我爷那时在甘肃平凉市当税务局长。所以我爸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光是家中的梨园都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而且房屋也很多。而我妈家是临村的一个普通人家。我爸的母亲就要求我妈必须裹脚,否则,一双大脚走到哪里都很难看。我妈被逼无奈,就把脚裹了。可是,解放后,形势和观念就变了。可这时,我妈的脚已经变不过来了。不但走起路来不雅观,而且走路也很不方便,满脚都磨的是茧子,整天用剪子剪,非常地痛。所以,她这一辈子都在骂她的婆婆,说是她婆婆把她坑了把她害了。
父亲没了,但日子还得往下过。但往后的日子就更加地难过了。虽然,我爸早就不在工程处了。但我妈带着我们三人还住在铁路工地旁边的山洞里,但生活就更加地艰难。那时正是************的末期,二十多元钱要养活一家四口人,真是非常之难。所以,我妈就给工地的职工们洗衣服,洗上大半天才能挣上五角钱。特别是到了冬季,渭北高原的河水非常地冰冷。我妈就蹲在河边一洗就是大半天,所以,她手腕上的风湿关节炎就是那时落下的,到了年龄大了,一到雨天或是冬天,手腕就疼痛得不得了,有时整个夜里都痛得睡不着觉。不洗衣服时,我妈就带着我去挖红薯拾麦穗。可是,红薯地里的红薯早就让农民挖光了,母亲在人家挖过的地里挖上一天,只能挖出一点红薯根子或是很少的一点红薯。母亲就用这些红薯煮上一锅汤,把最稠的盛到我哥的碗里,因为他要上学。半稠的盛到我和姐姐的碗里,她只喝那些乘下的稀汤。
记得一次,我跟着母亲去很远的地方捡麦穗,农民把麦子都收完了,地里的麦穗好像都不要了,所以,我们捡着他们也不管,可是,到了下午,等我们捡了一大捆麦穗时,农民突然跑来把我们的麦穗收了,还把我妈的蓝头巾给抢走了。那头巾是我爸给我妈买的,是我爸给我妈留下的唯一的物品。我妈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们把头巾还给我们,可是,农民还是没有给。我妈看天色已经黑了,再求也没有用了,就带着我往家里赶。一连走了二十多里路都没个村子,狼群在四野里发出着恐惧地吼叫,吓得我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
父亲原来是工程处的一个工长,性格豪爽,喜欢请客聚会,所以,人缘关系很好,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再呆在工程处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工程处也没有再照管我们的义务了。如果工程处再有搬迁,我们就不能再跟着人家了。所以,我们不但面临着生活的艰难,而且,还面临着无处安身的窘迫。
这时,人有把我妈介绍给我的继父。继父原是吕正操部队里的机枪班长,在四二年的一场残酷的战斗中,担任阻击鬼子的进攻,掩护大部队撤退。最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自己也被子弹打中了左胳膊。这时鬼子已经冲上来了,他就装死躺在尸体中,躲过了一劫。可是,在他逃跑时,又被鬼子发现了,他就跑到一个村子里,一位大娘把他藏在了麦垛里,才没有被鬼子发现。后来,部队见他胳膊残废了,让他回了家。他算是工程处里参加革命时间最早的人,因为整个工程处的人都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要不,后来他见许多参加革命比他晚很多的人都享受老战士待遇,让我写信给北京,可是,这种事光写信不行,所以,写过几次信都没起作用。他就要去北京找吕正操。我就劝他说算了,别去了,和你在一起打仗的人都死光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去找谁?听我这样一说,他也就再没提起过这种事。
继父和我父亲原来同在一个工班,父亲是工长,继父是副工长。但他和父亲属于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父亲随和,而继父脾气很倔,而且,人极端地老实,不爱说话,更不会跟女人说话,所以,人都三十五六岁了,还没谈过对象。他比母亲大七八岁。那时母亲还不到三十岁,模样还依然漂亮。因为父亲英俊高大,穿戴讲究,又有文化,母亲很爱父亲,相比之下,继父却没有一点让她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她不愿意跟着继父,就得带着我们回老家。而她在老家是受气才跑出来的,她不愿再回到那个让她受气的地方,所以,她还是选择了跟继父结婚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