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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台海还是剑拔弩张之势，根本无从通信。没次我回家告诉娘，娘都是应了一声，就继续埋头，在不声不响地做活。
奶奶死后，爹愈发的无法无天。村里人都忙着自家的事情，没有谁理会家长里短，地里的活早起晚睡都忙不过来，谁闲的理会。
另一边却传来了噩耗，哥哥在越战前线牺牲了，县里领导到我家里来慰问爹娘：“周秋生同志，是党的好儿子，请你们二老节哀。”
爹把碗和筷子都扔了，把领导赶了出去，村支书压服着爹，才没有闹大，不过哥哥的烈士抚恤金依旧是给了，过年过节，村里还都给我家添置点米面。
娘的泪眼哭肿地再也消褪不下去，她的眼皮高高翘着，厚厚的一大坨，我带她到县城去看病，她执意不肯：“过阵子就好了。”娘总是这么回绝我。
工作之后，忙得兜兜转。忙着结婚，忙着养孩子，忙着工作，一家三口挤在单位分的一间宿舍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大约有三四年的光景吧，我也没有见过爹娘。偶尔写一两封信汇到村里，从来没收到过回信。我们那个村里子，识文断字的都早早地离开了。
不过我还是会执意往那个单位门前绿色的邮筒里时不时塞一封信，算是慰藉我游子的挂牵吧。
偶尔的一天，我看报纸，上面写着：“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允许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
我惊喜地攥着这份报纸，心想这就是娘等了一辈子的消息，终于等到了。
妻子只当我是发神经，谔谔地说：“看份报纸吧，也把你激动成这样子。”
我随即向领导告假，携妻带儿，回了湘西老家。
路还是泥泞的土路，然而已经通了公共汽车。车一颠一颠，行驶在崇山峻岭之中，儿子一个劲的啼哭，妻子怎么哄也不顶事，一个劲的抱怨：“回趟老家，也要孩子遭这个罪。”
我到了村口的时候，看见破庙已经被拆除，换上了宽敞亮堂的三间瓦房。
孙老师依旧倚在土坯墙根儿下，晒着太阳，听着收音机。
“孙老师。”我兴冲冲地朝着他喊道。
“谁呀！”他耳背的厉害，声音都喑哑了。
“我是冬生。”我扯着嗓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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