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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宰相和御史中丞同时遇刺,一死一伤,一时之间,朝野震动,人情汹汹。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第一个对此事作出激烈反应,上疏天子要求严惩凶手的人,居然是白居易,左赞善大夫白居易。
柳宗元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河东三大家族之一,刘禹锡的祖上是无人不晓的中山靖王刘胜,元稹的祖上是北魏皇族,韩愈的祖上是昌黎望族,相形之下,白居易的祖上则要逊色的多,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虽然说不上寒酸,却也不能说显赫,好歹也算是个“书香门第”吧。
据说,幼年白居易读书很用功,学习很刻苦,日复一日的用功读书,年复一年的刻苦学习,到白居易十一岁时,坏了,头发白了,不是一根两根的花白,而是满头的白发苍苍,那可真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啊。
满头白发的少年白居易继续苦学不缀,二十八岁就考中了进士,三十岁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三十四岁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元和二年十一月,白居易三十五岁,因诗歌得到天子李纯的赏识,由县尉直升为翰林学士,成为“天子私人”。
翰林学士不是一个正式的官位,只是一个临时的差遣官,但在唐代,尤其是中唐,这实在是一个美差,因为他们都是“天子私人”。
古代皇帝大都深居皇宫大内,一般的官员不要说和皇帝说话,就是远远地瞻仰一下龙颜,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翰林学士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在内廷随身侍从皇帝,可以将自己的观点自由的灌输给皇帝,还可以协助皇帝批答奏章、起草诏书,更可以利用草诏的机会,通过文字取舍等手段对皇上的旨意进行微调,从而微妙的影响政局。唐德宗时的翰林学士陆贽,唐顺宗时的翰林学士王叔文更是可以自行决断政事,俨然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而名正言顺的宰相却只能听命行事,那是何等的威风八面!至于当今天子李纯,对翰林学士更是青睐有加,元和一朝的宰相,很多都有过翰林学士的经历。白居易迈进了翰林院,就等于屁股有一半已经坐在了宰相的位置上。事实上,当时与白居易同在翰林院的六个人:裴垍、王涯、杜元颖、崔群和李绛先后拜相,只有白居易一人没有得此殊荣,成为其一生的憾事。直到晚年,已经退隐的白居易还对这件憾事耿耿于怀,有些伤感的吟道:“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
龙恩浩荡,春风得意的青年白居易感激涕零,热血沸腾,决心用实际行动报答天子的知遇之恩。然而,事实证明。长安,尔虞我诈的长安,鱼龙混杂的长安,并不适合他,因为他的耿直,也因为他的幼稚。
一度,李纯很信任,很欣赏,甚至很宠爱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但是,很快,李纯就发现,这位年轻的翰林学士是一个不太会揣摩圣意的人,更不要说迎合圣意了。不仅如此,在李纯看来,这还是一个喜欢和皇帝唱反调的人,甚至有几次,这个恃宠而骄的人很让自己下不来台。
在元和时代,白居易大概是唯一一个敢当面和李纯争吵,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说:“是陛下错!”的人,这当然令贵为天子的李纯很不舒服。但此时的白居易,就像打了鸡血的斗士。惹完了皇上,转过头来又去惹宰相。在元和三年策论案中,白居易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弱势的一方,矛头直指当朝宰相李吉甫,甚至发出翰林学士集体辞职的威胁,最终迫使李吉甫离开了长安,跑到扬州去避风头。惹完了宰相,意犹未尽的白居易不肯就此偃旗息鼓,这一次,他将炮弹对准了最受李纯宠爱的大宦官吐突承璀,极力反对吐突承璀担任讨伐叛镇王承宗的统帅。元和五年五月,征讨王承宗的战事陷入僵局,白居易故技重施,再度向皇帝施压,给李纯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罢兵停战,要么把我办了,别无选择!李纯任命太监出征,本来就犯了众怒,而那位不男不女的吐突承璀,又很不争气,连吃败仗,正处在风口浪尖的李纯当然不能把白居易办了,只好乖乖罢兵。看起来,白居易几次据理力争,最后都得到了胜利,但他不仅惹恼了两个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宰相李吉甫和太监吐突承璀,更逐渐失去了天子李纯的欢心。
在天子李纯看来,我提拔了你,而且是破格提拔,你却不听招呼,处处与我对着干,典型的忘恩负义;在翰林学士白居易看来,皇帝您提拔了我,我就要报答您,报答的方式就是直言进谏,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过错,我是在为陛下考虑,在为大唐江山考虑,我没有错!两个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但白居易真的对了吗?李纯真的错了吗?孤立的看,是的;结合当时的形势看,未必。就以元和三年的策论案来说,当时的李纯有两个选择:第一,公平执法,李吉甫罢相;第二,维护李吉甫的权威,牺牲掉韦贯之、裴垍、王涯这些人。第二种选择当然对韦贯之等人不公平,但李吉甫是李纯武力削藩的最得力帮手,从大局出发,李纯作出第一种选择也无可厚非。我们当然不能说白居易错了,无论如何,不平则鸣都是让人欣赏的优良品德,但仗义执言的白居易显然没有考虑到表象背后的东西。
恰在这个时候,白居易在左拾遗的位子上待够了两年,按照惯例,他可以提升为门下省的左补阙,甚至有可能破格提升为尚书员外郎,但李纯却没有这么作,而是派自己宠信的大宦官梁守谦亲自跑到白居易的家中,询问白居易的意见。听到梁守谦转述皇帝的话,白居易有点发懵,是皇帝的极大恩宠?不能啊,最近皇帝好像对我并不怎么感冒。他闭着眼睛,扳着手指头,数了数现在的领导班子,恍然大悟,读懂了皇帝的潜台词:你已经在门下省,这个最有权势的部门,待不下去了,更不能按正常渠道升迁了,看在你跟着我这么多年的份上,给你个机会,你自己跑路吧。
原来,此时的宰相班子有五个成员:杜佑、于頔、李吉甫、李藩和裴垍,白居易很荣幸,得罪了其中的四个。李吉甫自不必说,他虽然跑到了扬州,但还保留着相位,对长安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杜佑大概也不会喜欢自己,因为我有两首讽喻诗,《不致仕》和《司天台》就是讽刺他年事已高却不肯致仕的;于頔,更是我的死对头,当年,皇帝要拜他为相,我曾经上过一道奏折,好像叫做《论于頔、裴均状》,反对他入朝为相,如今他当了宰相,自然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最要命的是李藩,因为李藩的本官正是门下侍郞,门下省的实际负责人,我的顶头上司,自己不能正常升迁,大概就是拜此人所赐。说起来,自己与李藩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但李藩能有今天,是因为有人提拔,这个提拔李藩的人就叫杜佑;他有一个老师,也是叫杜佑;他还有一个救命恩人,还是叫杜佑。明白了吧,这就是关系,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惟一与自己有点交情的只有裴垍,自己与裴垍曾是翰林院的同事,元和三年的策论案,自己更曾经不遗余力的帮助过他,按说,他应该会为自己说点好话。可惜,如今的裴垍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爱莫能助了。
白居易明白,面对这样一个领导班子,他很难混下去了。于是,他接受了李纯的暗示,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黯然离开了长安,成为京兆府的户曹参军。元和六年四月,在京兆府工作还不到一年,白居易经受了又一次打击,他的母亲,陈氏去世了。母亲死了,作为儿子,自然很悲痛,但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打击。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父母死了,现任官员必须辞去官职,回家守孝,守孝的期限是27个月。服丧满27个月后,官员才能重新回来上班,当然,前提是,接到朝廷起复的诏书。
然而,在下邽老家老老实实地呆了27个月的白居易,却迟迟没有等到那道期盼已久的诏书,因为此时的长安,说话当家的正是他的死对头,宰相李吉甫。元和八年就在白居易翘首期盼的过程中悄悄溜走了,没有诏书;元和九年二月,长安传来一个雪上加霜的坏消息,不,是两个雪上加霜的坏消息:他翰林院的前辈同僚,宰相李绛被免职,白居易失去了一个大靠山;与此同时,白居易的另一个死对头,大宦官吐突承璀,返回了长安,再次登上了权力高峰,白居易的起复又多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峰。
白居易慌了,坐不住了,形势危急,万分危急!再不行动,就只有“种豆南山下”“独钓寒江雪”了,虽然那也是文人的理想之一,但却是老年文人的理想,是功成名就者的理想,不是正值盛年,功不成、名不就的白居易的理想。慌了神的白居易,开始扳着手指头,一个一个的掂量着朝中的大臣,估摸着谁能成为自己的救命稻草。功夫不负有心人,白居易抓来抓去,最后还真抓到了两根,礼部侍郎崔群和中书舍人钱徽,两个人都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时的老同事,交情还不错,应该可以帮忙。
说起来,崔群两个人还真是够哥们、够义气,接到老友求助的信函,两人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行动,他们东奔西走,左右斡旋,逢人就作揖,见庙就烧香,准备绕过李吉甫和吐突承璀,悄悄地把事情给办了。但二人绕来绕去,绕去绕来,最后悲哀的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没用。因为无论他们怎么绕,都绕不开那两座大山,李吉甫和吐突承璀。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李吉甫和吐突承璀抗衡,更不要说推而倒之之。于是乎,崔群失望了,钱徽也失望了,而我们的白居易则开始绝望了。
但事实证明,他们实在是过于悲观了,他们忘记了有一句俗语,叫做世事难料。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别人未必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的事情,老天爷未必做不到。元和九年十月,在绝望中苦苦煎熬了大半年的白居易,忽然接到了长安传来的好消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李吉甫,宰相李吉甫,不可一世的宰相李吉甫,死了。或许白居易坚持不懈的努力感动了上天,老天爷带走了他的死敌,帮他搬走了这座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大山。
李吉甫死了,相位空出来一个,这一次,李纯选择了韦贯之。当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任命,不经意间,给了白居易死灰复燃的机会,因为,白居易有了新的靠山,大靠山,新任宰相韦贯之。
和白居易一样,韦贯之和杜佑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和白居易一样,韦贯之和李吉甫的关系也不够和谐。官场上,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还有,前面已经说过,韦贯之有一个好友,叫崔群;恰巧,白居易也有一个好友,叫崔群。好友的好友,似乎也应该是好友。单凭这两点,说什么,韦贯之也会不遗余力的拉老白一把。更何况元和三年的策论案,老白也曾经豁了命似的帮韦贯之说过好话,虽然不能说有恩于他,至少也应该给他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吧。现在,正是韦贯之投桃报李的时候,白居易,你的机会来了,终于来了。
元和九年十二月,白居易接到了那个姗姗来迟的诏书,长安,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