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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华夏说》一文的扩散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飞速传遍了江淮及齐鲁之地后,又顺应着各地秋闱的解试结果,迅速地影响到了京城。
一时间,京城士林大半的人都在议论这篇《少年华夏说》。
只是,天下脚下、大宋中枢,看待这篇雄文的观点自是与他处不一样。
一般人只能读得出这篇赋文里的壮志凌云,但也有人读出的却是不可告人的叵测居心。
这日,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家里来了客人,正是时任给事中的朱光庭。
刘安世,司马光的弟子,以直谏而闻名,世人称之为“殿上虎”。
元佑年间,虽然朝廷已经被保守派牢牢地占据了,但是在他们齐心把新党都压下去之后,内部又分裂成了洛党、蜀党与朔党三派。
刘安世与朱光庭都是洛党中坚,两人此时又恰巧都在负责谏议的御史台。
之前贾易被外调一事上,洛党再输一城,一直在想法找个法子扳回来。此时,正好把眼光盯在了《少年华夏说》一文上。
之所以盯上这篇文章,除了因为它最近太火了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据说此文的作者,高邮军解试的解元,正是秦观的族弟。
而秦观的老师是谁?蜀党的领袖苏轼啊!
高太后虽一度曾被后人称为宋朝的“女中尧舜”,但她在执政期间最失败的一件事,就是制造了大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车盖亭诗案。
即使有旧党之中的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人求情,也未手下留情。此案的苦主前任宰相蔡确,被毫不留情地一贬再贬,最终客死岭南。
只因诗中有言影射高太后为武则天。
也就是说,高太后的软肋,就是被人攻击她的得权不正。
也正是如此,几年后的今天,不甘失败的刘安世,从这篇众人多赞的赋文却读出了别样的内容。
“少年如朝日,老年似夕阳;少年如虎啸山冈,老年似瘠牛卧塘……哼!”
刘安世放下手中的抄本,对朱光庭说,“公掞【注:朱光庭,字公掞】是否觉得,此子狂妄至极!忤逆至极!他是想说谁是如今朝堂之上的瘠牛夕阳呢?又是想说谁是国政之中的大漠老僧呢?”
朱光庭听闻顿觉眼前一亮,此文居然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吗,甚妙甚妙啊!
此时小皇帝赵煦已经十七岁,大婚后的第二年。但是太皇太后高滔滔却一直没有还政的意思。
在小皇帝数年如一日的恭敬顺从以及太皇太后的慈爱勤政背后,正掩盖着汹涌云起、难以按下的矛盾危机。
一般人,都是十分自觉地远离并回避这样的风暴源。
而只有眼下正处于失败边缘的洛党,才会如溺水的人一样,企图抓住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哪怕是与自己同归于尽的也成啊。
“这篇文章分明就是在挑拨太皇太后与官家的祖孙之情!”因为正是私下沟通,朱光庭不怕直接说明最关键的要点。
两人相视一笑,便确了接下来两人分别需要去准备的事情。
没两天,十几份弹章就迅速递到了高太后的寝宫之中。
这些弹章中,有弹劾高邮军学子、右宣义郎秦刚擅弄文字、妄议朝堂的,也有弹劾知高邮军毛滂结党营私、解试舞弊的,当然围绕的都是同一个中心——那篇《少年华夏说》。
以秦刚这样一个尚未得到实职差遣的从八品小官,竟能引来御史台的一片绞杀之声,这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一件事。
而这些弹章又最终能递到高太后的面前,实在是因为刘安世他们抓住了高太后最大的弱点:她最怕别人质疑她手中权力的不正。
也正因为如此,政事堂的诸位宰执们,虽然很看不起刘安世等人这种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手法。但是对于这样能把太皇太后都牵扯进来的弹章,既不能去一一压下,也无法回避,最后总是要呈于高太后之处,进行最后的御决。
这几日,一直身体有恙的太皇太后也算稍稍好些,几位宰执也都来到太后寝宫外殿请示。
“此竖子何其无理!地方的考官何其糊涂!”在看完了几篇主要弹章之后,再去读了《少年华夏说》的高太后,已经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连连拍案而吼,“这都是哀家赏出的好俊才,这也是哀家拔擢的好官员。他们眼中,还有没有官家尊严!他们的笔下,还有没有是非公论!”
的确,如果是论及其他政事,高太后还算得上有着励精图治与执政清明的眼光与手腕。
只是可惜,只要一旦会涉及到“撤帘还政”的话题,她便会在一瞬间进入一种老年妇女独有的暴怒情绪之中。先前的“车盖亭诗案”如此,此番的“高邮解试案”亦如此。
高太后在帘后的暴怒有如阵阵狂涛袭来,台下的宰执们恭敬地站起,只能以微弱的声音劝阻太皇太后保重圣体,不可过于动怒。
在发泄了太多的怒火之后,高太后又陷了一种无比幽怨的悲伤情绪之中:“想当年,哀家只是因为受到了神宗皇帝的嘱托,才和官家升殿听政。在这九年之中,你们都说说心里话,哀家可曾给过娘家人什么特权、什么好处?哀家又何曾偏袒过哪位功臣贤良?就只是为了做好这宫廷的公正无私,就连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病死,哀家都没有见到啊。”
在殿内的另一边,如同木偶一般的小皇帝赵煦,依旧保持着他那张数年如一日的木讷表情,既没有因这些弹章所述的挑拔说法而愤怒,却也没有祖母被世人误解之后的悲伤。
他所能做的,无非是在各位宰执空洞无力的“请太皇太后息怒、保重御体”的劝声中,机械地一同站起,喃喃地和声而说:“请大娘娘息怒,保重御体。”
最终,还是老成持重的范纯仁提议:“言官弹章所言,还当付有司进行核查。尤其是针对知高邮军毛滂解试舞弊一事,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方可定罪。老臣请太皇太后谕旨,可着大理寺派良贤公正之员为钦差,往高邮军彻查此事。而关于学子秦刚赋文之罪,也宜一并查清之后再作定夺。”
其实,政事堂的几位来之前已经有过商议,“因言获罪”一直都是大宋官员最为忌讳的事情。
谁平时不写点诗词歌赋?谁又能保证哪天会不会被宵小盯上,在字里行间挑刺找事?依着几人的原本想法,这件事只须留中不发即可。
只是因此许我奏章都直接言明触及了太皇太后的逆麟,没有办法正面阻挡,只可通过拖延的方法另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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