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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植田入主伪满洲 板垣施计奉天城02
凌升(1886年-1936年4月)，又名福贤，字云志，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正黄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人，达斡尔族，莫日登氏。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之子。其先祖明信阿于嘉庆八年(1803年)奉命从戍，由布特哈地区到呼伦贝尔，任厄鲁特旗总管;其父贵福，亦任厄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幼年随父学习满文，稍长入呼伦贝尔官立初、高级小学学习汉文，又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他聪颖好学，成绩优良，精通满、汉两种文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凌升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曾抱有幻想，并参与“建国”活动，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贵福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对溥仪一直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宫内府侍卫官。
1933年“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加紧其吞并我国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辅佐 者”，是副职，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 ，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他是“不老实的 人”。
作为一名旧官吏，作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凌升曾维护过封建统治，但他最终作为一名有民族正义感、民族气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人士、少数民族代表而受到后人的尊敬。他为呼伦贝尔现代史反抗外族欺侮和帝国主义侵略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凌升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植田谦吉便亲自面见溥仪，他告诉溥仪，关东军以“反满抗日”和“通苏”罪名逮捕了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并宣判了他的死刑，还说，“这是杀一儆百！”。当时，“凌升事件”对溥仪震动极大，使他看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就是要通过“杀一儆百”，叫伪官吏们老老实实地当他们的走狗，否则必遭凌升之下场。
植田谦吉喜欢强权政治，在日本军界素以“说一不二”风格著称。“凌升事件”的强硬处理和“杀一儆百”策略的实施，使他很快在满洲树立了权威。此后，在其任职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开始强力推进其推行殖民高压政策。一是在中国东北大力推行为日本侵略服务的所谓“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二是对伪协和会进行了一系列强化措施，使伪协和会得以飞速发展。1938年11月末统计，协和会员比1936年9月末，增加了698万余人；三是强力推行所谓的“哲人政治”，1936年9月18日，植田谦吉发表《满洲帝国协和会之根本精神》的声明，声明中除阐明伪协和会的性质、特点和作用外，还宣称，“满洲国的政治是哲人的政治，关东军司令官就是哲人，是天皇之代表”，并以此强化其伪满洲国“太上皇”的权威。至此，中国东北进入了一个野蛮的“植田强权”时代。
新京，垣征四郎办公室。
植田谦吉入主满洲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所谓的“满洲治理”上，而把“治安肃正”的任务全权交给了参谋长板垣征四郎。
垣征四郎，日本昭和时代重要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1931年他与石原莞尔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在策划成立东北傀儡政权的过程中，板垣征四郎奉命再次充当了急先锋。1931年9月22日，板垣在沈阳参加关东军秘密会议时，一手炮制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满洲“新政权”的构想。会后，他秘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促其“独立”。9月27日，张景惠宣布成立“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自任会长，暗中策划“独立”。在板垣派人策动下，9月28日，清朝“闲散皇族”熙洽公布伪吉林省省长公署组织大纲，宣布吉林“独立”；9月30日，板垣派人去天津诱骗溥仪前往东北“复位”；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12月16日，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1931年10月21日，板垣、石原在国际法顾问松木侠的协助下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权”的具体措施。1932年1月6日，板垣携带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前往东京向政府汇报。裕仁天皇破例召见板垣。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根据汇报炮制出“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要求加速建立受日本控制的“独立国家”。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建国幕僚会议”，讨论建立“新国家”的有关条款和纲领。1月27日，板垣根据会议决定组织拟制“新国家建设顺序的纲要”。2月16日，板垣在沈阳策划召开了由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马占山参加的“四巨头会议”。接着，板垣奉命前往旅顺，以威逼利诱的手法逼溥仪就范。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由此可见，板垣为伪满洲国的建立，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3年2月，关东军大举进犯热河。板垣征四郎披挂上阵，从奉天奔赴天津，一手建立“板垣”机关，负责北平和天津方面的“谋略”工作，企图策动华北“自治”，以炮制出一个和“满洲国”相似的傀儡“华北国”。其间，时任关东军司令长官的武藤信义，对板垣在华北的活动极为不满，撤去了他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命他以“参谋本部特派员”的身份去欧洲、印度、菲律宾及南洋群岛等地“视察旅游”，先离开对华工作一段时间。1934年8月1日，在时任关东军司令长官菱刈隆的推荐下，板垣征四郎调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同年12月关东军人事变动，菱刈隆奉调回国，南次郎继任，冈村宁次调到参谋本部任军事顾问，板垣征四郎则被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
自升任关东军参谋长以来，板垣征四郎按照植田谦吉的指示，全心身投入到满洲“治安肃正”工作之中，他的主要任务，是继西尾寿造之后，继续推进“满洲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的实施，对活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实施彻底清剿。
板垣征四郎是个喜欢官场和爱出风头的人，可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一改往日逢场必到的习惯，把自己一个人憋在办公室里，潜心研究西尾寿造离任时交给他的，几年来所有有关东北抗日武装及历次“大讨伐”的资料。经过多日的认真研究和分析研判，板垣征四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抗匪久剿不绝，除抗匪有大山密林之依托和民众暗中支持之优势外，指挥不力、默守陈规、骄狂轻敌以及日伪讨伐军各自为战、协调不畅等，是历次大讨伐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板垣征四郎对南满大讨伐的几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对比，他发现在对抗匪围剿的关键环节上，每次都是日军指挥官或伪军中的日军指导官，听不进伪军指挥官的战术建议而导致讨伐功亏于溃。而且，由于日、伪指挥官之间的相互掣肘和不信任，当双方意见相佐时，往往是伪军指挥官在日方盛气凌人之下，不得不屈从于日军指挥官，从而导致讨伐失败。
“不行，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改进，否则讨伐很难成功！”板垣征四郎暗自道。尽管从心底里瞧不起中国人，但板垣征四郎不得不承认，在讨伐“抗匪”方面，伪军不仅仅是重要的兵源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比日军更加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抗匪”的活动规律以及相关习性。所以，板垣征四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南满先行推进“主体讨伐”试点，待取得实效后，再推广至全满洲。
板垣征四郎提出的这个“主体讨伐”构想，其实就是“以夷制夷”。他要变以往“关东军主导下的大讨伐”为“以伪满军为主体的大讨伐”，他要赋予伪满讨伐军更大的自主权，让他们在不受或少受日军节制的情况下，自主地完成所辖区域的讨伐任务。
终于有了新的讨伐措施，板垣征四郎紧绷着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他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边喝着茶水边随手翻着茶几上的报纸。突然，《新兴日报》上的一则“南满讨伐快讯”引起了他的注意。
板垣征四郎拿起报纸一看，只见上面写道：“?进入1936年以来，匪首杨靖宇在兴桓本地区频频袭击我部，自日军和满军遭受重大损失……”
“八嘎！”板垣征四郎骂了一声，随后冲门外大声喊道：“来人！”
“将军，您有何吩咐？”一个参谋跑进来问道。
“你马上通知南满讨伐军司令部，告诉他们，就说我明天要去奉天！”
“哈依！”
第二天上午，板垣征四郎登上了开往奉天的火车。正是板垣征四郎此次奉天之行，让失宠多日的邵本良又活跃了起来，但同时也为他最后的命运开启了一扇不详之门……
若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