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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与佛学
所以王充为后一世纪的道家复兴开辟了道路。在这里,要再一次强调“道教”与“道家”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我们要讲的是道家哲学的复兴,这种复兴的道家哲学,我称之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汉朝末年,道教也开始产生了。现在有人把这种民间的道教叫做新的道家。古文学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阴阳家成分,这些成分后来与道家混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杂家,叫做道教。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还原为师的地位,老子则变成教主,这种宗教模仿佛教,终于也有了庙宇、神职人员、宗教仪式。它变成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几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学,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在这以前,佛教已经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入中国。这里也必须强调“佛教”与“佛学”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刚才说过,佛教在制度组织方面极大地启发了道教。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发展则是受到民族情绪的极大刺激,人们愤怒地注视着外来的佛教竟然胜利地侵入中国。有些人的确以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国本地的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又从它的外来对手借用了大量的东西,包括制度、仪式,以至大部分经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还有它的哲学,即佛学。道教虽然一贯反对佛教,但是道家却以佛学为盟友。当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学。可是在神秘的形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处。道家的“道”,道家说是不可名的;佛学的“真如”,佛学也说是不可言说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这样的名词术语,正是中国话所说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3世纪、4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一般都是道家,他们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的亲密朋友。这些学者一般都精通佛典,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经典,特别是《庄子》。他们相聚时的谈话,当时叫做“清谈”。他们谈到了“非非”的时候,就一笑无言,正是在无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这类场合,就出现了“禅”的精神。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学和道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它对后来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将在第二十二章详细讨论它。
政治社会背景
现在,让我们回到汉朝独尊儒家和尔后复兴道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上来。儒家的胜利不是仅仅由于当时某些人的运气或爱好。当时存在的一定的环境,使儒家的胜利简直是不可避免的。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以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残酷无情的精神,这在对内控制和对外关系中都表现出来。秦朝亡了以后,人人就谴责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讲儒家的仁义道德。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及苏秦、张仪之学的人一律不准举为贤良做官。(见《汉书·武帝纪》)
法家如是变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很自然地发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汉朝初期,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实际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年至前157年在位)就深爱“黄老”,大历史学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评价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尽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他就要尽量消除。这恰好是汉初的人所需要的,因为秦朝造成的苦难之一,就是管得过多。所以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率领他的革命军队,进入秦朝首都长安的时候,就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见《史记·高祖本纪》)汉朝的创建人就是这样地实行“黄老之学”,虽然实行了,无疑是完全不自觉的。
所以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使国家在长期的耗尽一切的战争后恢复元气。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就不再适用了,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贵族政治的哲学;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给予这种贵族政治以新的解释。它维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这一点是孔子时代的封建的中国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时坚决主张,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应当像原先那样根据血统,而应当根据才德。因此它认为,有德有才的人应当就是在社会居于高位的人,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已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以家族制度为骨干,儒家学说给予家族制度以理论根据。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老百姓从封建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旧有的家族制度仍然存在。因而儒家学说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根据也仍然存在。
废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后果,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正式分开。当然,事实上新的地主们在当地社会上拥有很大势力,包括政治势力。可是至少在职务上他们不是当地的政治统治者,虽然他们通过财富和声望时常能够对国家任命的官员施加影响。这总算前进了一步。
新的贵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许多人远远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们全都需要儒家专门提供的一些知识。这就是有关繁文缛礼的知识,要靠这些来维持社会差别。汉朝的创建者刘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对手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儒者叔孙通,和他的门徒一起,制定朝仪。首次试行新的朝仪之后,刘邦满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的做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赞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新的贵族喜欢儒家学说,即便是对于它的真正精神他们也许反对,也许不知。
可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个事实,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称为“孔子学派”,很不确切,须知儒家就是“儒”家。这种“儒”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学者,他们精通古代文化遗产,这种双重身份是别家所不具备的。他们教授古代文献,保存伟大的文化传统,对它们做出他们能够做出的最好的解释。在一个农业国家,人们总是尊重过去,所以这些儒也总是最有影响。
至于法家,虽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从未全部被人抛弃。在第十三章,我已经指出,法家是些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是能够针对新的政治状况提出新的统治法术的人。所以,随着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展,统治者们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论和技术。这就使得汉朝以来的正统儒家,总是责备各朝的统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实际上,不论儒家学说、法家学说,各有其应用的适当范围。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则限于实际政治的理论和技术。
道家也有行时的机会。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政治、社会秩序大乱,人们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很自然地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在这样的时代,儒家学说自然衰落,道家学说自然兴盛。这时候道家学说提供尖锐的批评,以反对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还提供逃避现实的思想体系,以避开伤害和危险。这些正适合生于乱世的人们的需要。
汉朝亡于公元220年,接着是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才告结束。这四个世纪,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频繁的战争和朝代的更迭,一系列的朝代统治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统治中国的北部。另一个特征是几个游牧民族的兴起,有的是用武力越过长城,定居华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北方的几个朝代就是他们建立的,其势力始终未能扩展到长江。由于这些政治特征,这四个世纪通称“六朝”,又称“南北朝”。
这是一个在政治、社会方面的黑暗世纪,悲观主义极为流行。有些方面它很像欧洲的中世纪,时间也有一段是同时。这时候,在欧洲,基督教成为统治力量;在中国,新的宗教——佛教迅速发展。可是,若是说,这是文化低落的世纪,那就完全错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说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取“文化”一词的狭义,那就可以说,在这个世纪,在几个方面,我们达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绘画、书法、诗歌和哲学在这个时期都是极好的。
下面两章就来讲这个时期主要的本国哲学,这个哲学我名为“新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