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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注》中,向秀与郭象对于具有超越事物差别之心,“弃彼任我”而生的人,做出了理论的解释。这种人的品格,正是中国的人叫做“风流”的本质。
“风流”和浪漫精神
为了理解“风流”,我们就要转回到《世说新语》(简称《世说》)上。这部书是刘义庆(403—444)撰,刘峻(463—521)作注。魏晋的新道家和他们的佛教朋友,以“清谈”出名。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世说》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清谈,记载了许多著名的清谈家。这些记载,生动地描绘了公元3世纪、4世纪信奉“风流”思想的人物。所以自《世说》成书之后,它一直是研究“风流”的主要资料。
那么,“风流”是什么意思?它是最难捉摸的名词之一,要说明它就必须说出大量的含义,却又极难确切地翻译出来。就字面讲,组成它的两个字的意思是wind(风)和stream(流),这对我们似乎没有多大帮助。虽然如此,这两个字也许还是提示出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意味,这正是“风流”品格的一些特征。
我承认,我还没有懂得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义)或romantic(罗曼蒂克)的全部含义,但是我揣摩着,这两个词与“风流”真正是大致相当。“风流”主要是与道家有关。我为什么在本书第二章说,中国历史上儒家与道家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也是原因之一。
汉(公元前206—公元220)、晋(265—420),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朝代的名称,而且由于它们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很不相同,它们还指文学艺术的两种不同风格,以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汉人风度是庄严、雄伟,晋人风度是放达、文雅。文雅也是“风流”的特征之一。
《列子》的《杨朱》篇
在这里必须首先讲一讲道家著作《列子》的《杨朱》篇。本书第六章已经说过,这个《杨朱》篇并不代表先秦那个真正的杨朱的思想。现在中国学者认为,《列子》是公元3世纪的著作。所以《杨朱》篇也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著作。它很符合这个时期思想的总趋势,事实上是风流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杨朱》篇中区分了“外”和“内”。这个假冒的杨朱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杨朱》篇有一段虚构了子产与其兄、弟的谈话。子产是公元前6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据说子产治国三年,治理得很好,可是其兄、弟不听他的,其兄好酒,其弟好色。
一天,子产对其兄、弟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
其兄、弟回答说:“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篇所说的治内,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任我;所说的治外,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从人。人活着,应当任我,不应当从人。就是说,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道德。用公元3世纪、4世纪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应当任“自然”,不应当循“名教”。这一切,新道家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新道家之中仍有主理派与主情派的区别。前者以向郭为代表,强调遵从理性而生;后者以下面讲到的人们为代表,强调任从冲动而生。
任从冲动而生的思想,在《杨朱》篇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此篇有一段是“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即晏婴、管仲,都是先秦的齐国著名政治家,在历史上并不同时)。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
“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往。’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任从冲动而生活
以上《杨朱》篇描写的固然代表晋人精神,但是并不是晋人精神的全部,更不是其中最好的。由以上引文可见,“杨朱”感兴趣的似乎大都是追求肉体的快乐。当然,按照新道家所说,追求这样的快乐,也并不是必然要遭到鄙视。然而,如果以此为唯一目的,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这就不够“风流”(就“风流”的最好的意义而言)。
《世说》中有刘伶(约221—约3)的一个故事,他是“竹林七贤”之一。故事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任诞》)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世说》记载了当时“名士”的许多古怪行为。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世说》有一则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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