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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几天的时间，我就从一名新兵变成了“老兵”
老马走了，张燕走了，老兵们陆续的离队，让这个不足人家半个步兵连的连队，只剩下了不到二十个人。
这期间，我承继了老邓的衣钵，成了炊事班临时班长，负责这二十个人的伙食，那个掌灶信物，自然也留给了我。
关于这个信物，我和老邓有过一段争执的过程，这个东西本来不在团里装备统计范围之内，是连属的装备，所以当时也没有上交。
现在连队没了，做为最后一代炊事班长，他应该带走，留个念想。
可是老邓却说，这个连队的最后一任炊事班长，是你陆朝天，“炊在人在”。小伙子，我们虽然走了，但同志们还有人留下，哪怕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你都要守好这个灶，保证大家吃饱吃好，保持战斗力，听到没有？
“嗯！”我点了点头，收下了这个沉重的礼物
他还说“如果可以，将来回去就把这个带上吧，当个传家宝，咱们东路先锋团的精神，就靠我们这一代传承下去了。告诉你的后代，咱们连是个什么团，咱们连是个什么连，咱们不是因为打输了被裁撤的，是响应国家号召光荣减编的”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于老邓的重要性，也知道他为什么把这个传到了我的手里。
说白了，他传递的不只是一个灶，也不止是一个精神传承，他在传递希望。
相对于即将要回到大山里务农的他，他觉得我这个城市兵将来会更有前途，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宣传下去。
他不想让这个灶跟着他窝在山里，最后埋在山中的厚土之下。
他希望我能带着他，走出家乡，走进大城市，走到哪里都把这个团的故事讲给认识的人听。
于是我接下了这个担子，也接下来炊事班这个艰巨任务，作为光杆司令，每天开始一个人一把菜刀给大伙揉面做饭。
反正人越走越多，剩下的粮食越来越富余，所以即使吃的质量还是维持不变，但是花样变了不少。
我从馒头到花卷，从花卷到油盐饼，再从油盐饼到糖饼，接着是素馅饺子、鸡肉馅饺子、火腿肠馅饺子等等
每变一次花样，似乎都要少一两个人
现在的我好像一下子老去了十岁，每天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反而心里越来越平静，静的除了做饭就是剁菜，要么就是去训练场上转几圈，然后去猪圈里跟那个冤家说说话。
他虽然听不懂，我也不知道它最后能成为谁嘴里的肉，只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也只剩下这家伙可以倾述。
对于家里的电话，我一概不接，不想听也不想说，不想了解他们的心喜，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失落。
我就这样，每天重复做着自己能做的事，站最后的岗，做最后的饭，训最后的练，唱最后的歌。
......
团里剩下的弟兄，每天还是围着操场在跑，依然稀稀两两的站在炊事班前唱那个饭前一首歌，还在不停的缩编，然后在饭桌前重复的起立坐下。
以前我们愿意唱学习雷锋或团结就是力量，因为歌短，可以快点开饭。
现在我们唱团歌，或者尽量挑长的唱，因为想尽量的在门前多待一会儿。
团里也愈发的冷清，一批批的汽车拉走一批批的老兵，战友们相互串换着自己的被褥以及衣物，把攒下的新军装或者是一些生活用品，打包交给家里条件不好的战友。
有的，还把刚刚算好的退伍费也塞进战友的手里，自己只留一个票钱加一个烟钱。
那些战友实在是困难极了，至今让我想来都觉得痛。
所以后来国家搞扶贫，我双手支持；国家要搞脱贫攻坚，我愿打头阵；有同事要去支教，我全力以赴的开绿灯；有需要给贫困群众捐款的地方，我全家会倾力支持。
不为别的，就为了当年的所闻所见。
尤其是当年的川、贵、滇大山里面的战友，据说一年都花不了多少钱，所有的衣服都是省了又省，补了又补。
这些地方的老兵，通常都会尽一切办法把每个月几十块钱的津贴省下来寄回去贴补家用，配发的军装和袜子也多数寄往家里，给弟弟妹妹们穿。
而其他条件略好的战友，平常因为训练需要，总要预留一些像样的衣服，回家探亲的时候撑门面用。
现在都不需要了，对于要走的人来讲，那几件在训练场上已经磨的破烂的军服，才是最好的纪念。
于是他们把攒下的这些好的，都留给需要的战友。
那段时间，日常服务社的小店里，以前是车水马龙的排队打着电话，现在是拥挤的坐在那里惜别。
对于九十年代的军营，如果一个士兵到小店里，能花五毛钱买一袋华丰方便面，再多花一块钱买一根双汇火腿肠，接着让老板煮了，再花一块钱弄一瓶啤酒，一边面条一边就酒，那便是王侯将相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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