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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千万别声张，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发芽。当时，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多几分观察少几分感情用事，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我们的种子没有发芽，别人家的种子同样也没有发芽。那年连湖边那些花园里的金盏花也没有盛开。可是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过关切，脑中盘旋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法：假如我们在撒下花种后说上几句好听的话，种子就会发芽开花，一切都会没事的。</i>
<i>很久以后，我和姐姐才承认我们的种子不会长出绿芽了。与这点认识相继到来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们的内疚。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是我的过错，我把种子埋得太深。我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我们把种子撒在自家的小块黑土地里，就像佩科拉的父亲把他的种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里。我们的天真、信念跟他的兽欲或称绝望一样，颗粒无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有那些希望、恐惧、情欲、爱和悲伤都没有留存下来，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贫瘠的土地。乔利·布里德洛夫死了，我们的纯真也死了。种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i>
<i>其实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除了问个为什么。然而，这个为什么太难理清，只好暂且借助叙述事情经过来摆脱困境了。</i>
希腊旅馆的大堂里，嬷嬷们走了过去，犹如内心的欲火般悄无声息，那些喝醉了酒、眼睛仍然清醒的男人们在唱歌。我们隔壁的朋友，住在她父亲咖啡店楼上的罗斯玛丽·弗拉努奇，坐在那辆一九三九年产的别克牌小汽车里吃着黄油面包。她摇下车窗对我和姐姐弗里达说我们不能上车。我们盯着她，对她的面包垂涎不已，但更想戳破她眼睛里的那股傲气，打碎她蠕动嘴巴时流露出来的那种拥有财富的自豪感。等她从车里出来，我们要把她打得*滚尿流，在她那洁白的皮肤上留下道道红印。她会放声大哭，问我们会不会让她脱掉裤子。我们会说不要。如果她脱了，我们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无论她什么时候这样问，我们都知道她在向我们奉上某种珍贵的东西，而我们的骄傲会通过拒绝得以宣扬。
开学了，我和弗里达拿到了新的棕色长筒袜和鱼肝油。大人们谈论着锡克煤炭公司，声音中充满了疲惫和不安。晚上，他们把我们带到铁路沿线，捡拾散落在地上的小煤块，装满麻袋。然后，我们一边往家走，一边不停地回头张望那些巨大的货车，里面的煤渣被倒进钢铁厂四周的深坑里，红通通的，冒着烟雾。即将熄灭的火焰射出一道暗橘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我和弗里达故意在后面磨蹭，望着那团被黑暗包围的绚丽色块。当我们双脚离开铁道的石子路，踏进田野里的枯草时，难免会感到一阵战栗。
我们的房子又旧又冷，是绿色的。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给大屋照明，其他房间深陷在黑暗中，到处是蟑螂和老鼠。大人从不跟我们谈话—只让我们去做这做那。他们总是发号施令，却从不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摔跤跌倒了，他们就瞪眼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割破自己或者摔伤了，他们就说你们简直疯了。如果我们感冒了，他们就厌恶地摇头摆脑，觉得我们太不懂事。他们会质问，如果你们都病了，我们能指望谁来干活？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生病了，处方就是轻蔑的态度、散发着恶臭的黑药水，以及让我们脑袋发钝的蓖麻籽油。
一天，出去捡完煤渣回来，我响亮地咳嗽了一声，气管里塞满了痰液，母亲皱起了眉头。“天哪，赶紧躺在那张床上吧，我都不知道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把头包上。你简直是镇上最大的傻瓜。弗里达呢？去找几块旧布来把那扇窗户堵上。”
弗里达重新堵上了窗户。我拖着身子上了床，心里满是内疚和自怜。我穿着内衣躺下，尽管黑色吊袜带的金属钩硌得我双腿生疼，可我还是不想把它们脱掉，不穿长筒袜躺着实在太冷了。过了很长时间，床上挨着身子的那块地方才热乎起来。一旦焐热了那剪影般的一小片，我就不敢动了，因为身子半英寸之外任何一个方向都是凉的。没人跟我说话，也没人问我感觉怎么样。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母亲进来了。她的手又大又糙，当她在我胸口上涂抹魏克斯药膏时，我疼得浑身僵硬。她一次抠满两手指的药膏，不断按摩我的胸口，直到我奄奄一息才住手。正当我觉得快要尖叫出来时，她就用食指抠出一小块药膏塞进我嘴里，让我吞下去。她在我的脖子和胸口那儿捂上一块暖烘烘的绒布毯子，又在我身上盖了好几层沉甸甸的被子，说要让我发汗，而我真的出汗了—很快。
后来我吐了。母亲说：“你干吗吐在床单上啊？你就不知道把脑袋伸到床沿外面吗？瞧你干的事。你以为我无事可做，有的是工夫洗你吐的东西吗？”
呕吐物从枕头缓缓地流到床单上—灰绿色，还夹杂斑斑点点的橘黄色。这团东西像生鸡蛋一样流动着，顽固地黏成一团，拒绝破碎，难以清除。我纳闷，这东西怎么会既干干净净又脏兮兮的呢？
母亲的声音在嗡嗡地响着。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是在对呕吐物说话。可她却用我的名字来称唿那团呕吐物：克劳迪娅。她竭尽全力把那团脏东西擦洗干净，又在一大片湿了的地方铺了块扎人的毛巾。我再次躺下。那几块破布从窗户缝中掉了下来，空气又冷了。我不敢叫母亲回来，也不想离开热乎乎的被窝。母亲的怒气令我羞愧难当；她的话让我脸颊发热，而我只会一个劲儿地哭泣。我不知道她其实不是冲我发火，而是为我的疾病懊恼。我相信她瞧不起我的软弱—居然任由疾病“拿住”了。我会渐渐地不再生病；我要拒绝生病。可是这会儿我却哭个不停。我知道自己流了不少鼻涕，可我就是打不住。
姐姐进来了。她眼里充满了悲伤。她唱歌给我听：“当深深的紫色降临在昏昏欲睡的花园围墙上，有个人儿在想念着我……”我打着盹儿，可心里却还惦念着紫红色、围墙，和“那个人儿”。
可往事果真如此吗？像我记忆中那样痛楚吗？只有一丁点儿吧。或许，更像某种丰饶而富有成果的痛楚。爱，像枫树的汁液般稠密黝黑，慢慢涌入那扇裂了缝的窗户。我能闻到它，尝到它的滋味—甜美，陈腐，深处带点冬青的味道—在那幢房子里，爱无处不在。爱，连同我的舌头，粘在结霜的窗户上。爱，连同药膏，煳在我的胸口。当我在熟睡中踢掉毯子，冷冽刺骨的风的轮廓让我的喉头清晰地感觉到爱的存在。深夜，当我的咳嗽变得干燥又剧烈，就会有脚步踏进房间，就会有大手重新把毯子盖好，把被子掖好，然后在我的额头上停留片刻。因此，每当想起秋季，我想到的都是某个人和她的双手，这个人不想让我死去。
同样是在秋季，亨利先生来了。我们的房客。我们的房客。这几个字像气球般从唇间吹出，在我们的头顶飘荡—无声无息，各自飘零，有种令人愉悦的神秘感。我母亲在谈论他的到来时感到无比放心和满足。
“你们认识他，”她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亨利·华盛顿。他一直跟德拉·琼斯小姐住在第十三街。可是如今，德拉小姐已经老煳涂了，连自个儿都顾不过来。所以，亨利先生想另外找个住处。”
“哦，没错，”她的朋友们毫不掩饰好奇，“我一直在琢磨他会在德拉小姐那里住多久。大伙儿都说她已经老得不成样了，多半时间都搞不清亨利先生是谁，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哦，她嫁的那个又疯又老的黑鬼可没给她的脑子带来半点好处。”
“你知道那男人离开她时都对别人说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说了什么？”
“他跟伊利里亚的那个小骚货佩吉私奔了，你知道的。”
“老邋遢贝西的一个女儿？”
“正是。有人问他干吗要为了那只小母牛离开德拉这样一个善良的女教徒。你知道，德拉总是把房子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他说他敢向上帝发誓，真正的原因是他再也无法忍受德拉常常使用的紫罗兰水。他说他喜欢闻起来女人味十足的女人。他说他觉得德拉太爱干净。”
“这老狗。太恶心了!”
“你说得没错。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啊？”
“哪门子都挨不上。有些男人就是狗。”
“她就是因为这个才得上中风的吧？”
“肯定有影响。可你知道，他们家那些女孩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还记得老是咧嘴笑的哈蒂吗？她脑子从来没有正常过。还有她们的姨妈朱丽娅，经常在第十六街来回晃悠，自言自语。”
“不是把她弄走了吗？”
“没呢。县里不想收她。说她不会伤害任何人。”
“可她在伤害我。你要是想尝尝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滋味，可以像我那样早晨五点半起床，去看看那丑老婆子戴着圆边帽从身边飘过的情景。上帝保佑！”
她们大笑起来。
我和弗里达正在洗瓦罐。我们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但我们喜欢竖起耳朵听大人们谈话，密切关注他们的声音。
“唉，等我年老体衰了，但愿不会有人让我像她那样四处游荡。太丢人了。”
“他们打算怎么安排德拉？她没有亲人吗？”
“有个妹妹要从北卡罗莱纳州过来照顾她。我猜她是想霸占德拉的房子。”
“哦，别这么说。这可是我听过的最恶毒的念头了。”
“你想不想赌一把？亨利·华盛顿说那个妹妹已经有十五年没见过她了。”
“我还以为亨利有朝一日会娶她呢。”
“娶那个老女人？”
“是啊，亨利可不是胆小鬼。”
“的确，可他也没有老煳涂啊。”
“他结过婚吗？”
“没。”
“怎么搞的？难道有人割了他那东西吗？”
“他就是太挑剔。”
“他可不是挑。你看看周围有他能娶的人吗？”
“嗯……没有。”
“他只是很理智。工作踏实稳重，为人低调。我希望这事能成。”
“会的。你收他多少钱？”
“每两周五块。”
“这笔钱对你来说用处不小啊。”
“没错。”
她们的谈话如同一场略带淘气色彩的舞蹈：声音相遇，屈膝行礼，摇摇摆摆，然后退开。接着另一个声音加入，却又被下一个声音掩盖：两个声音绕着圈子互相追逐，然后打住。她们的话语有时高高地盘旋而上，有时大步腾跃几下，然而所有的声音都时不时地被温馨律动的笑声—就像一颗果冻做的心脏的跳动—打断。我和弗里达向来会把她们情感中透出的焦虑、纠结和冲撞看得一清二楚。她们说的话，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每句都懂，因为我们一个九岁，一个十岁。因此，我们总是注意观察她们的脸庞、双手和腿脚，从音色中听出真相。
因此，星期六晚上亨利先生过来时，我们闻着他身上的气味。那气味妙极了。像树和柠檬雪花膏，像努奈尔牌头油和咝咝牌香水。
他总是笑呵呵的，露出一排整齐的小牙，中央一道友善的缺缝。大人们没有向他介绍我和弗里达—只是指了指我们。就好像在说这是浴室，这是衣橱，这是我的孩子，弗里达和克劳迪娅；当心这扇窗户，不能开到底。
我们斜眼瞧着他，什么也不说，同时也不指望他会对我们说什么。也许只是等他点点头，就像他在壁橱前点点头那样，表示看到我们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对我们说话了。
“你们好啊。你一定是葛丽泰·嘉宝，你一定是琴吉·罗杰斯。”
我们咯咯地笑了。连爸爸都愣了下，然后露出一丝笑容。
“想要一分钱吗？”他向我们递来一枚亮晶晶的硬币。弗里达低下脑袋，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伸出手去拿。他的拇指和食指一拧，那枚硬币消失了。我们惊愕中带着几许高兴。我们搜遍了他全身，手指插进去掏他的袜子，翻看他上衣的内衬。如果说快乐意味着信心满满的企盼，那么我们当时很快乐。在等待硬币再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让爸爸妈妈感到开心。看着我们的手顺着亨利先生的身体游走，爸爸笑了，妈妈的目光变得柔和了。
我们喜欢他。即便后来发生了那些事，我们对他的记忆中依然没有怨恨。
她跟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弗里达睡在最外边，因为她胆子大—从不会有如果睡梦中把手耷拉在床边，就会有“东西”从床底下爬出来咬掉她的手指这样的念头。我挨着墙睡，因为我就那么想过。这样一来，佩科拉只好睡在中间了。
两天前，妈妈告诉我们有个“情况”要过来—一个没地方可去的女孩。县里安排她在我们家住几天，等他们决定好怎么办再说，确切地讲，是等到她全家团聚再说。我们要对她好，不能打架。妈妈不清楚“那些人怎么了”，但知道那条“老狗”布里德洛夫烧了自家的房子，重击了老婆的头，结果全家人都露宿街头。
露宿街头，我们知道那种日子有多恐怖。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受到露宿街头的威胁。任何无度行为都可能导致这种后果。如果有人吃得太多，他就可能露宿街头。如果有人烧太多煤，他也可能露宿街头。有人可能因赌博而露宿街头，因酗酒而露宿街头。有时母亲会把儿子赶到门外，一旦出了这种事，无论孩子之前做过什么，大家的同情心都会偏向他。他被关到门外，而干出这种事情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妈。被房东赶出门那是另一码事—虽然可怜，但属于生活中你控制不了的情况，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但是，因为太懒惰而使自己露宿街头，或者心肠太硬而把自己的亲人关在门外—那可就是罪孽了。
被赶出家门和露宿街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是被赶出家门，那么你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如果是露宿街头，那就说明你无处可去。这种区别很微妙，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露宿街头意味着某件事情的终结，是个不可挽回的物理事实，界定并补充了我们形而上的生存状态。由于在社会等级和阶层中属于少数，我们总是游移在生活的边缘，或者拼命巩固我们的种种脆弱，然后坚持着，或者单枪匹马地向这件衣服显眼的皱褶地带爬去。然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应付这种边缘生活—大概因为它很抽象吧。但露宿街头的具体现实却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就像死亡的概念和实际的死亡之间的区别一样。死亡不可改变，而露宿街头也是条不归路。
意识到有露宿街头这种事情发生，我们逐渐酝酿出对房屋、对所有权的渴望之情。渴望踏踏实实地占有院子、门廊和葡萄架凉亭。拥有地产的黑人倾尽全部精力和热情经营自己的窝巢。他们就像疯狂而绝望的鸟儿，过度装饰一切；忐忑小心地惜护着自己辛苦挣来的家业；整个夏天都忙着腌制食品，填满家里的食品柜和架子；他们刷漆、挑拣，把家里各个角落鼓捣个遍。这些房子就像温室里的向日葵，而那些出租房就像衬托向日葵的丛丛野草。租住的黑人经常偷偷地瞥几眼主人的院子和门廊，更加坚定了要为自己买“一幢小而漂亮的老宅子”的愿望。与此同时，他们在租来的小屋里尽量勤俭节约，积攒财物，指望有朝一日能拥有自己的财产。
那时，乔利·布里德洛夫就是一个住出租房的黑人，他让自己的家人露宿街头，这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他与牲畜为伍，成了货真价实的老狗、毒蛇、耗子一样的黑鬼。布里德洛夫太太住在她为其干活的那个女人家里，儿子萨米住在另一户人家，佩科拉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乔利则进了监狱。
佩科拉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没带装着换洗衣服或睡裙或两条白色棉布内裤的小纸袋。她空着手跟一个白人妇女走进来，然后就坐下了。
在佩科拉跟我们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大家玩得很开心。我和弗里达也不再打架，我们把心思都用在这位客人身上，想方设法不让她感到寄人篱下。
当我们发现她显然不想喧宾夺主时，就开始喜欢她了。她会在我们扮小丑给她看的时候放声大笑，还会微笑着优雅地收下我姐姐送给她的食物。
“你想吃全麦饼干吗？”
“什么都行。”
弗里达用盘子给她端来四块全麦饼干，用印着秀兰·邓波儿头像的蓝白色杯子盛来牛*。她喝牛*花了很长时间，还满怀爱意地看着秀兰·邓波儿带着酒窝的脸蛋。弗里达和她深情地聊了许久，夸赞秀兰·邓波儿如何聪明伶俐，对她充满崇拜之情。我没法加入她们，因为我恨秀兰。不是因为她聪明伶俐，而是因为她跟波耶格尔跳过舞。波耶格尔是我的朋友，我的叔叔，我的父亲，他应该跟我翩翩起舞，咯咯欢笑。可他却跟一个白人小姑娘心有灵犀，兴高采烈地翩翩起舞，那些白人姑娘的袜子从不会滑到脚跟以下。于是我说：“我喜欢简·威瑟斯。”
她们迷惑地盯着我看了看，觉得我不可理喻，然后继续深情地回忆着那个总是眯缝着眼的老秀兰。
我比弗里达和佩科拉年纪小，心智还未发展到让我开始喜欢她的转折点。当时我只感到**的仇恨。但是，在此之前，我曾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秀兰·邓波儿有过一种比仇恨更为奇怪、更为可怕的感觉。
那种感觉是从圣诞节和娃娃礼物开始的。圣诞节最贵重、最特别、最动人的礼物总是蓝眼睛的大号娃娃。我从大人们啧啧的赞叹声中听出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样的娃娃代表着我最深切的渴望。我对这东西和它的模样感到不知所措。我该拿它怎么办呢？假装我是它的妈妈？我对婴儿或者当妈妈毫无兴趣。我只对跟我同龄且同样大小的人感兴趣。当妈妈的前景激发不出我的丝毫热情。那意味着上了年纪，意味着其他很多遥远的可能性。然而，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期望我如何对待娃娃：使劲摇晃，虚构出各种跟它有关的情形，甚至跟它睡在一起。图画书里满是小女孩跟她们的娃娃睡觉的场景。往往都是些破烂安妮娃娃，根本不值一提。我对那白痴似的圆眼睛、扁脸盘和黄蚯蚓一样的头发有种生理上的厌恶，而且私下里对它们感到害怕。
满以为别的娃娃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带着娃娃上床睡觉时，它那僵硬的四肢抵着我的皮肉—带肉坑的手上那尖削的手指总在刮擦着我。如果我在熟睡中翻身，那骨骼般冰凉的脑袋总是和我的头相撞。它可说是最让人不舒服、公然侵犯别人的睡眠伙伴。抱娃娃的感觉也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浆过的薄纱或者棉裙上的花边让人在拥抱时万分恼火。我只有一个强烈愿望：把娃娃拆了。看看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看看它哪里可爱，哪里美丽，哪里吸引人，但显然，只有我感觉不到它的魅力。大人、大女孩、商店、杂志、报纸、橱窗标志—全世界公认所有的女孩都会把那种蓝眼睛、黄头发和粉红色皮肤的娃娃当作宝贝。 “看哪，”他们说，“这个多漂亮，如果你今天‘表现好’，就可以得到它。”我用手指触摸着娃娃的脸蛋，好奇地看着它那细细的眉毛，用指尖挑着帆脚索般的红唇间露出的仿佛两块琴键似的珍珠色牙齿。我摸摸它翘翘的鼻子，抠抠它亮晶晶的蓝眼珠，卷卷它的黄头发。我就是无法喜欢它。但我可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全世界的人都说它漂亮可爱。扭断它的细手指，折弯它的平脚板，弄松它的头发，拧歪它的脖子，那东西只会发出一种声响—大家说那是甜蜜而哀伤地唿唤“妈妈”的声音，可在我听来却像垂死的小羊羔的叫声，或者更准确地说，像七月里我家冰箱门打开时生锈的铰链发出的*。抠出那双冰冷又傻气的眼珠子时，它还在“啊啊啊”地叫唤。把头拧下来，把木屑抖出去，在铜床头架上打折它后背时，它还一个劲儿叫个不停。撕开后面的棉纱网，我看见了那块打着六个小孔的铁片，这就是它发声的秘密所在。一块圆形金属片而已。
大人们皱着眉头抱怨说：“你什么都不爱惜。我这辈子就没得到过哪怕一个娃娃，小时候哭瞎了眼都想要一个。现在你拥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却把它扯得七零八落。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的愤怒多么严厉啊。眼泪威胁着要抹杀他们那冰冷的威严。他们的嗓音里充满了多年未了的渴望之情。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毁了那些娃娃。我只知道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如果那些有能力满足我愿望的大人把我当回事，问问我想要什么礼物，他们就会知道我不想拥有任何东西，或者占有任何实物。我更想在圣诞节那天获得某种感受。那个问题其实应该这样来问：“亲爱的克劳迪娅，圣诞节你想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会说：“我想坐在大妈家厨房里的矮凳上，腿上撒满了丁香花，听大伯给我一个人拉提琴。” 低矮的凳子正好适合我的身高，大妈的厨房让我感到温馨和安全，还有丁香的气味和音乐声，之后，为了满足我各种感官的需求，最好还能品尝到鲜桃。
然而我尝到闻到的却是专门为茶会设计的锡盘和杯子散发出的呛鼻气味，我烦透了这样的茶会。我也讨厌穿新衣服，因为穿之前必须在镀锌澡盆里洗个招人恨的澡。身体在锌皮上滑来滑去，连戏水或者浸泡的工夫都没有，因为水凉得太快了，也没有时间痛痛快快享受**的感觉，时间只够让肥皂水形成的帘幕在两腿间斜斜滑落。然后是粗糙毛巾的擦洗，污垢的消失让人感到恐惧和羞耻。这样的清洁令人恼火，且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腿和脸上的墨水印消失了，一天的积累和活动成果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鸡皮疙瘩。
我毁掉了白皮肤的娃娃。
然而，真正可怕的不是肢解这些娃娃。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把同样的冲动转移到白人小姑娘身上。我可以拿斧子去砍她们，下手时无动于衷，唯一让我感到震颤的是我想要这样做的渴望。我要解答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她们让人心神摇荡的秘密究竟在哪里？是什么让大家对她们注目，还“哇哇”地赞叹个不停，却不会这样对我？瞧瞧黑人妇女在街上靠近她们时的一瞥，瞧瞧这些人触摸她们时那种艳羡的轻柔。
如果我掐一下她们，她们的眼睛—不像娃娃的眼睛那样透出狂热的光亮—会痛得闭上，她们的叫声也不像冰箱门发出的声音，而是令人陶醉的疼痛的叫喊。当我明白了这些无情的暴力行为是多么可恶，而正因为无情所以可恶，我慌乱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最好的藏身之处就是爱。于是我就这样完成了从最初的虐待到造作的仇恨再到骗人的爱的转变。这是迈向秀兰·邓波儿的一小步。很久之后我才懂得崇拜她，正如懂得享受洁净，可我心里清楚，即便懂得，这个变化也只是一种没有改进的调整。
“三夸脱牛*啊。昨天还在冰箱里放着呢。整整三夸脱啊。现在连个影子都没了。一滴不剩。我不介意家里人进来拿走自己想吃的东西，可那是三夸脱牛*啊！真邪门，谁能用得着三夸脱牛*啊？”
我母亲说的“家里人”指佩科拉。我们三个，我、弗里达和佩科拉，听着她在楼下厨房里唠叨着佩科拉喝了几夸脱牛*。我们知道佩科拉喜欢那个印着秀兰·邓波儿头像的杯子，一有机会就会用它喝牛*，只为触摸和欣赏秀兰那张甜美的脸蛋。母亲知道我和弗里达讨厌喝牛*，猜想佩科拉是因为太馋才喝的。我们当然不敢“反驳”她。我们不主动跟大人说话，我们只有回答问题的份儿。
我们干坐着，为压到朋友头上的屈辱感到害臊：我抠着脚指甲里的泥，弗里达用牙把手指甲刮得干干净净，佩科拉则用手指*着膝盖上的疤痕—她的脑袋歪向一边。母亲独白似的吹毛求疵总是让我们感到恼火和压抑。那些唠叨没完没了，很是羞辱人，尽管不明说（妈妈从不具体点名—只是说“家里人”或者“某些人”），却句句刺人痛处。她能那样不间断地絮叨几个小时，从一件气人的事联系到另一件，直到把所有让她懊恼的事情都吐光了才肯罢休。等到把所有人所有事都说遍了，她会突然唱起歌来，然后在歌声中度过这天剩余的时间。然而，她的歌声总是姗姗来迟。腹部紧缩、脖子灼热的我们竖起耳朵听着，回避着彼此的目光，抠着脚趾上的污泥或者干着别的什么事。
“……真不明白我这儿是干什么的，我猜是个救济院吧。该轮到我接受而不是付出了。我想我应该一无所有，应该在救济院里终老才是。看来我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有的人整天算计着要把我送进救济院。猫要口袋干什么？我何苦多养一张嘴？好像养活自家人、不至于沦落到救济院里还不够让我烦恼似的，现在我又自找麻烦添口人，简直要把我榨干了。不行，可不能让她得逞。只要我身子骨还有点气力，脸上还有张嘴。什么事都有个度。我可不是东西多得非扔不可了。没人用得了三夸脱牛*。亨利·福特也用不了三夸脱牛*。这简直是造孽。我是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别人的。没人敢质疑这点。但这种事该停止了，让我来了结它吧。《圣经》里说要祈祷也要警惕。有人把孩子丢给你然后就继续干自己的事去了。居然都没个人上这儿来看看那孩子有没有面包吃。看起来他们只会想着来瞧瞧我有没有面包给那孩子吃。可是连这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压根儿就不会过他们的脑子。乔利那个老贱货出狱都整整两天了，也不到这儿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是死是活。就他所知，这孩子可能都已经死了。那个当妈的也不闻不问。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当母亲骂到亨利·福特和所有那些丝毫不关心她有没有面包吃的人时，我们就该走开了。我们可不想听她说罗斯福和教会夏令营的事。
弗里达起身下楼，我和佩科拉紧随其后，绕了大半圈才避开厨房门。我们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在那里只能隐约听到母亲的絮叨声。
那是个寂寞的星期六。屋子里散发着费尔斯石脑油和烹调芥菜发出的刺鼻气味。星期六总是让人感到寂寞，是那种唠唠叨叨、又要打肥皂洗澡的日子。痛苦程度仅次于压抑、拘谨、喝咳嗽糖浆的星期日—这天你听到的全是“不许这样”和“自个儿好好坐着”之类的话。
如果母亲有心思唱歌，情况就没那么坏。她喜欢唱些倾诉艰难与苦涩岁月的歌，唱些某人去了远方、离开了我的歌。然而，她的嗓音是那么甜美，她的眼神是那么醉人，使我不禁对那些艰难岁月心生向往，渴望自己能生长在那“一文不名”的年代。我期盼着这样的甜美时刻：我的“心上人”离我远去，我“不愿看见黄昏的太阳落山……”，因为那时我便会知道 “我的心上人已经离开故乡”。母亲时而欢快时而忧郁的嗓音给悲痛染上了色彩，滤掉了歌词中的悲伤，让我深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而且很甜蜜。
然而，如果少了歌声，星期六就会像沉重的煤筐一样压在我的头顶，而如果妈妈还像现在这样唠叨个不停，那感觉就像有人在拿石块砸我的头。
“我穷得叮当响，他们以为我是谁啊？圣诞老婆婆吗？好吧，可以把袜子取下来了，因为现在又不是圣诞节……”
我们焦躁不安。
“我们干点什么吧。”弗里达说。
“你想干什么？”我问道。
“我不知道。没什么可干的。”弗里达盯着树梢，佩科拉看着双脚。
“你们想去亨利先生的房间看他的那些少女杂志吗？”
弗里达扮了个丑陋的鬼脸。她不喜欢看那些肮脏的图片。“嗯，”我接着说，“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圣经》。很漂亮的。”弗里达吸吮着牙齿，嘴唇间发出噗的一声。“那好吧。我们可以去给那位半瞎不瞎的太太穿针。她会给我们一个便士。”
弗里达不屑一顾。“她的眼睛好像老流着脓水。我可不愿意看到那双眼睛。佩科拉，你想干什么？”
“我无所谓，”她说，“你们想玩什么都行。”
我又想到个点子。“我们可以上街去看看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
“太冷了。”弗里达说。她感到无聊又恼火。
“我知道。我们可以做软糖。”
“开玩笑吧？妈妈在你旁边唠叨着你能做得出来？她要开始对着墙唠叨，你知道，能唠叨一整天。她甚至不会答应让我们做。”
“要不，我们去希腊旅馆听他们骂人吧。”
“哦，谁愿意干这种事啊？再说，他们翻来覆去就会说那几句。”
把可以提供的点子全倒出来后，我便集中注意力观察起指甲上的小白点来。白点数代表我以后会交的男友数。总共七个。
妈妈的独白声逐渐偃旗息鼓。“……《圣经》上说要给饥饿的人饭吃。说得对，合情合理。可我不能喂大象啊……谁要是需要喝三夸脱牛*，就不必住这儿了。他们来错地方了。这儿成什么了？难道是*牛场不成？”
突然，佩科拉弹簧般跳了起来，瞪大的双眼中充满恐惧。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你怎么了？”弗里达也站了起来。
我们同时朝佩科拉盯着的地方望去。鲜血顺着她的大腿流下来。台阶上已经落了好几滴。我跳了起来，“嘿，你割破腿了吗？你瞧，裙子上都是血。”
一片暗红色的血渍染上了她裙子的后摆。她一个劲儿地嘶嘶叫着，两腿分得开开的。
弗里达说：“哦，天哪！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什么？”佩科拉把手指放进嘴里。
“这是月经。”
“那又是什么？”
“你该知道。”
“我会死吗？”她问道。
“不会。你不会死。这只是意味着你能生孩子了！”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我最讨厌看到弗里达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米尔德丽德告诉我的。妈妈也说过。”
“我不信。”
“不信算了，傻子。听好了，在这儿等着。坐下，佩科拉。就坐这儿。”弗里达语气中充满了威严和热情。“你，”她对我说，“你去弄点水来。”
“水？”
“对，笨蛋。水。悄悄地，不然妈妈会听见的。”
佩科拉又坐了下来，眼里恐惧的神色少了些。我走进厨房。
“你要什么，姑娘？”妈妈正站在水池边冲洗窗帘。
“要点水，妈妈。”
“你就会来我干活的地方找事。拿个玻璃杯来。可别拿不干净的。还是用那个瓶子吧。”
我拿了玻璃瓶，在水龙头下灌满水。感觉好像花了很长时间。
“我不用水池就没人想喝水。偏偏在我用的时候就都渴了……”
瓶子里灌满水后，我拔腿朝厨房外走。
“你去哪儿？”
“外面。”
“就在这儿喝！”
“我不会把瓶子打碎的。”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
“我保证，妈妈。让我拿出去吧。不会洒的。”
“你最好别洒。”
我来到门廊，端着水站在那里。佩科拉在哭。
“你哭什么呀？疼吗？”
她摇了摇头。
“那就不要流鼻涕了。”
弗里达打开后门。把什么东西藏在了上衣里。她惊讶地看着我，指着瓶子问：“你拿这个干吗？”
“你吩咐我的啊。你说弄点水来。”
“不是一小破瓶水。要好多水。刷台阶用，呆子！”
“我怎么知道啊？”
“是啊，你怎么知道。来吧，”弗里达拽着佩科拉的胳膊把她拉起来，“咱们上后面去。”她们朝房子外草丛茂密的那侧走去。
“嘿，我怎么办？我也要去。”
“闭—嘴，”弗里达像演员在舞台上那样高声耳语，“妈妈会听见的。你刷台阶吧。”
她们消失在房子拐角。
我又要错过什么了。有重要的事发生，我却留在后面，什么都看不到。我把水浇在台阶上，用鞋子蹭了几下，然后就跑过去跟她们汇合。
弗里达跪在地上，身旁放着一块长方形的白棉垫。她正在脱佩科拉的裤衩。“赶紧啊，脱下来。”她设法脱掉了她的脏裤衩，顺手朝我扔过来。“拿着。”
“扔给我干吗？”
“埋了，呆子。”
弗里达叫佩科拉把棉垫夹在两腿中间。
“那样她怎么走路啊？”我问道。
弗里达没吭声。她从自己的裙边取下两枚别针，把棉垫的两头别在佩科拉的裙子上。
我用两根手指挑起裤衩，望了望四周，看能不能找东西挖个坑。这时，树丛里传来一阵沙沙声，把我吓了一跳。我转过身，看到一张面团般煞白的脸，上面嵌着一双看得入迷的眼睛。罗斯玛丽正看着我们。我朝她的脸抓过去，成功地挠伤了她的鼻子。她尖叫一声，往后跳去。
“麦克蒂尔太太！麦克蒂尔太太！”罗斯玛丽号叫着，“弗里达和克劳迪娅在这里耍流氓呢！麦克蒂尔太太！”
妈妈打开窗户朝下望着我们。
“怎么了？”
“她们在耍流氓，麦克蒂尔太太。你瞧啊，克劳迪娅打了我，因为我看见她们干的事了。”
妈妈重重地甩上窗户，从后门跑了出来。
“你们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哦，哇，耍流氓，是吗？”她走进灌木丛，扯出一根枝条，“我宁可养几头猪也不养坏女孩。至少我可以把猪宰了。”
我们大声尖叫起来。“别打，妈妈，别打，妈妈。我们没干坏事。她在胡说。别打，妈，妈妈！别打，妈，妈妈！”
妈妈抓住弗里达的肩膀，把她的身子转过来，在她腿上抽出三四道血痕。“看你还干坏事不？看你再敢！”
弗里达悲痛欲绝。抽打在她身上留下伤痕，还让她深受屈辱。
妈妈看着佩科拉。“你也尝尝！”她说，“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孩子！”她抓住佩科拉，转过她的身子。棉垫一头的别针松开了，妈妈看见它从她的裙下掉出来。枝条在空中盘旋，妈妈眨了眨眼。“这该死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弗里达还在抽泣。马上就该轮到我了，于是我连忙解释道：“她流血了。我们只想止住血！”
妈妈看着弗里达等待确认。弗里达点了点头。“她来月经了。我们只想帮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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