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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样的年代，国内正爆发北伐战争，任谁都不能忘记国家大事，原先的底层体验中注进了爱国内容，成为他写作时的思想倾向。
9月底，郑振铎到了伦敦，过去二人只有书信往来，一直未谋面，这次老舍就请他出去吃饭，郑振铎作了回请，互道倾慕，非常亲密。
1928年，老舍开始阅读康拉德、威尔斯、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这都是他喜爱的作家。他们让他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不管什么派别，都是健康、崇高、真实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二人在秉性、才情、经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张的哲学》里，留有对这位老师的“摹仿”痕迹。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食而不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成了大师。事实上，到《赵子曰》时，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国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写实的风格，尖刻的笔调，很得老舍心意。又使他懂得了怎样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写作不是游戏等。
经典作家注重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使老舍注意并发现了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屈辱、苦难，并直接促成他着手写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形成自己风格特色的《二马》。
写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当时，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顿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寓里了。
朋友给他讲过许多穷苦的中国人，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触很深，写了父子俩在伦敦的遭遇，比较了中英两国的国民性，探索了中国人的出路问题。
他一边写，一边念给朋友听，请他们提意见。
和前两部不一样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叙法，起首就见了最后一幕，对故事先有了通盘设计，写来节奏紧凑严密，人物心理描写精致入微，把背景伦敦的环境、氛围，写得那样细腻真切，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壳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浅简练的白话，第一次保持完全意义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语言，在质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当然，它只是一部在艺术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单薄。计划6月要离开英国，这小说他是狠心“硬行结束”的，以便离开前就寄给《小说月报》，不留心病，所以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作深入开掘。
1929年5月，《二马》开始连载。
同时，他还写了一个短篇《旅游》，在《留英学报》上发表了。
到了新加坡后，老舍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和抗争精神。他不再看好写爱情小说，以为世界比爱情大得多，爱情的分量很轻，或许是他一直没有爱情生活的缘故，这样，他开始以明快的笔调写《小坡的生日》。
写到五万多字时，学校放假，合约到期，他虽然想留下来，人家却排挤，他不得不回了上海，住在郑振铎那里，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它的最后部分，交《小说月报》发表。
老舍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并说直到写了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描写一切。
可以说，有了这几部大作品，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但如果没有许地山这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再往前说，如果不是老舍参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认识主持人宝广林，并在那时候就结识许地山，后来通过宝广林认识艾温士，受艾温士推荐出国，在英国有如此有利、优越的文化环境、条件，那么，很难说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选择走写作这条路，写了作品就能这样顺利出生。
如此，一个天才的成长与出来，确是需要许多方面的因素来成就的。有时候，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东西悄然而来，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识不到将意味什么。
事后去想想，也会发现它出现得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神奇神异，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灵感！也只能是一个“灵感”！
同时，主观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携、激励，我们很难说谁更重要，对不同的人，二者的意义不一样。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后一个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对来自后一方面的帮助，就没有太大价值。可是，对像老舍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那样一种环境条件下，身边要没有了许地山、宝广林，那么他起码还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机会。也可能在摸索、等待过程中，一次次饱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绝望，太久了，挣扎的力都会丧失掉，到可以起飞腾跃时，那翅膀却可能再难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