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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在主席的时代8年时间，共建成大、中、（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610亿立方米，相当于100座三峡工程。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40万亿元；超过1980-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总和。令人惊异的是，如此巨大的水利建设投入还只是当时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的7。08%！
建国时期的农民，和中世纪的农民有什么不同吗？他们一样是人，他们一样要吃喝拉撒睡，一样要为饮食住行而发愁；但是建国时期的农民，他们有理想，他们肯奉献，这，才是最本质的差别。
唐伯爵自问不是那位伟人，没那个本事，又没那个能耐，这个世界到现在更没有什么**信仰，但是既然到信仰那就好办了，信共产也好信基督也好，对于农民而言那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让唐伯爵头痛的事还多着呢！相比之下农民不合作反而是最好办的了——例如，他哔哔的农民竟然还在用木犁！
然而这就是唐伯爵少见多怪了，铁器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是力量的象征。即便是到了现在，钢铁产量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的最重要评价标准。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除了中国这种怪物级别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比如俄罗斯，直到19世纪农奴在田地里劳动用的还是木犁！
会出现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的科技树的不同。
欧罗巴的冶铁技术，正如我们常常在电影里或者中见到的一样，一个铁匠铺，一个铁匠加上几个学徒，作坊家庭式生产，需要的时候打开风箱敲两锤子，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这样的工作方式，自然是没法形成大规模集体化的冶铁。
但中国特有的高炉技术，与这些完全不同。
高炉，这就是一把双刃剑，这就是一头吞噬一切的怪兽，吞进去的是铁矿石，石灰石，吐出来的是明亮的铁水。高炉一旦开始火，就不再是停下就能停下来的了，有一则著名的笑话，经济危机时期，高炉厂的老板宁愿把冶好的铁全部抛到海里，也不愿意让高炉停下一天！
以一个标准体积的高炉，1080立方米的高炉为例，停产再火的成本在1000万到000万之间——具体多少要看运气——停产会对高炉造成损伤，这是无法避免的。
顺带一提，世界最大，也是中国最大的高炉在张家港，体积5860立方米，日产钢1。万吨！足以建造两座埃菲尔铁塔还有剩余！
这是决定性的差距，因为古代中国是个大一统的政权，所以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做事，铁匠也不仅仅是为一个村子，或者为一个城镇服务，而是为了整个国家而冶铁，自然要追求高产量。而中世纪的欧罗巴，战乱不休，处处都是割据政权，一个王国或许需要几百个铁匠，一个公国则只需要几十个，一个伯爵领不定一个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展出高炉技术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从17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国家的统一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高炉技术终于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也使得不列颠的工业力量急速崛起，最终使‘不列颠’变成了‘日不落’！
除了铁器之外，最重要的沟渠的测量工作，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些技术就全部失传了！即使是现在的东罗马，也都是靠着之前的老本，刨着羊皮纸堆里的一些旧纸来过活，他们连继承都这么困难了，更别推陈出新了！
了解到现实之后，唐伯爵终于是绝望了：“都开头难，开头难，但是尼玛这连个头都没有，要我怎么开？！”
夜幕之中，这哀嚎犹如巴山猿哀鸣，余音袅袅，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