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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地在火车站里坐了好久,头顶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条目后面,是2002年11月9日。
刚才在洗手间狠狠甩了自己两个巴掌,脸颊火辣辣的痛感还存在,明确提醒我这是十一年前的秋天。
今年我才二十七岁,刚从西部支教回来。
还没有收养池迁。
从南川火车站出来,外头阳光浓烈,我仰头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这时候他应该才九岁吧?九岁的池迁会在哪里呢?
一辆私家车开到我面前,一个脸圆圆的女司机把车窗摇下来:“帅哥,去哪里?”我摇摇头,她伸出手往出租车等候处一指,那里正大排长龙,说:“上我的车吧,比打车便宜,又不用等。”
重生带来的震动让我迷惘,我其实还没有想好要去的地方,眼睛无意瞥见挡风玻璃前夹着一张照片,是个男孩,有些羞涩地冲着镜头在笑。于是我想起了立秋打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稀里糊涂就上了车。
女司机一边发动车子,一边问我:“去哪里?”
我极力回想了一下,立秋说的不知是照水村还是道水村,我有点拿捏不准,于是问司机:“南川下面有没有个叫照水村的地方?”
女司机想了想,说:“有的。”
那应该就是那里,我点头:“那就去照水村。”
车子很旧了,大概是二手车,应该是收音机的地方变成一个洞,几张光盘堆在里头,女司机在里面掏了掏,挑了一张,是王菲的《红豆》,不知是盗版还是听了很多年,音质很差,女司机把着方向盘,跟着沙沙的歌哼着声。
我指着照片:“那是你儿子?”
她往那边瞟了一眼,圆圆的脸上露出笑来:“是啊,读六年级了,小猴子一样,上窜下跳,根本管不动......”
车子开出南川镇,窄小的公路一边是山,一边是一阶上一阶的梯田,一块块种满了水稻,嫩嫩的绿色,在风中微微动摇。我望着窗外说:“我也有个儿子。”
女司机从后视镜里吃惊地看我:“哎呀,你这么年轻就结婚生子啦?”
我一笑:“我都快三十了。”
她显得更吃惊了,连连说:“看不出,看不出,真是看不出,我这么看顶多就二十。”
做生意的人说话就是夸张。我笑了笑,没说话,伸手把玻璃摇下来,一股清凉的空气夹了点尘土味扑进来,我吹着风,深浅不一的绿色从眼前飞快掠过,心渐渐宁静下来。
当年,立秋在电话里的哀求一直是我心头抹不去的刺,刺在最疼的地方。
“我能想到的人只有你了。”那天,她从监狱里给我打电话,那时我人不在南川,已经前往西部一个穷旮旯教书,她找了很多人,没人肯帮她,后来她又问了好多人,才问到我的电话。
说完那句话后她开始哭:“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知道,可我真是没办法了,如果连你也不帮我,那孩子可怎么办呢?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的孩子可怎么办呢?”
她在1996年嫁给我,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分配在南川一中教语文。
我跟她是十年的同学,初中,高中,大学四年。她是我除了父母感到最亲的人,我们在一起从没吵过架,所以到离婚那天我才知道她从不爱我,她跟我在一起只是赌气,为了气另一个男人,不惜拿一生来开玩笑。
她现在的模样我有点记不清了,大概是总被浓妆覆盖的缘故。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十七八岁的样子,眼下一粒泪痣,笑起来眉眼一弯,温暖得不得了。那时她抱着一摞模拟考卷用肩膀撞开教室门,阳光趴在她束成一把的黑发上,长马尾随着她的步子一晃一晃,于是阳光也是一晃一晃的。
离婚后我才知道我短短半年的婚姻和近十年的爱情都是一场笑话。
她十八岁肚子刚刚大起来的时候休的学,不肯打掉孩子,躲在乡下姥姥家,最后为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儿子,刚生下来就被她妈妈送走了,送给一个没小孩的亲戚抚养,而那时她刚成为我的女朋友,用来搪塞我的理由是生病。
她突然消失,我联系不上她,92年的南川连公交车都没有普及,我一个人在大冬天骑了三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她家找她,她妈妈拦住门,不许我见她,也不告诉我她在哪里。
回到学校后她的情绪很差,怎么逗都不笑,也不吭声。我小心翼翼地陪着她,没敢多问,我从来没往未婚先孕那方面想过,从来没有。
后来是平淡如水的交往,结婚,半年后,她抱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她,让我放她走。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池迁,他静静地靠在妈妈怀里,低着头,垂着眸子,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那是一种任人摆布的麻木淡漠。我没想到会从一个孩子脸上看到这种表情。
他长得和立秋很像,下巴有点尖,雪白的脸,眼下点着一颗泪痣。
可我不敢看他,因为他同时也很像那个发誓要给立秋幸福、将她从我身边夺走的男人。
或许这就是池迁说我不爱他的原因,我总是克制和他眼神接触,或许自己内心是慌乱的,可在九岁的孩子眼里,不是排斥是什么呢?
面对立秋的哀求,我胸膛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咬,一口一片血肉,疼得我眼前一片模糊,我怕我在立秋面前落下泪来,那样我连最后的自尊和倔强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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