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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池迁在我怀里睡着,我用军大衣包裹他,替他守完后半夜。
天亮时鼻子有些不通气,头也因为睡眠不足而昏昏的。
匆匆吃过早饭,就要挨家挨户去拜年,走亲戚。
大哥大嫂牵着鹏鹏和甜甜走在前面,二哥和拉着池迁的我走在后面。一家又一家,叔公叔婆舅公舅婆还有同辈的小辈的孩子大人老人女人,晃得眼晕,转了几圈下来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每次介绍时,都一把将池迁推出去:“X叔\X伯\X姨,这是我的儿子,阿卷,快叫人,说新年好。”
于是老人家就会颤颤巍巍地把红包塞到孩子怀里:“好好读书,将来考状元啊~”
新年的喜庆让人一时忘了医院人满为患而带来的隐隐不安,每家都会热情泡茶招待,喝几杯茶,说几句吉利话,互相寒暄问候,再捧着一肚子水出来,去下一家。
亲戚太多,我这个做小辈的实在认不齐,走到后面我实在撑不住了,头晕得都犯恶心了,中途就带着池迁回了家。
后来池迁由爸妈带去祠堂磕头我也没陪着去,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睡了个天昏地暗。
醒了果然好了一些,头重脚轻的感觉不那么厉害了。
初一在父母家住了一晚,初二老妈和大嫂都要带上自家老公回娘家,我这个没有老婆的孤家寡人只好带着儿子回狭小的小公寓煮面条吃。
池迁倒是随遇则安,吃得了大鱼大肉也吃得了清汤挂面。
开了电视,上面还没有什么关于**的报道,只说春季气温落差大,是流感高发季节,要注意保暖。
过了元宵节,到三月初,疫情终于大面积爆发。
电视上开始铺天盖地报道**。
云市猝然封城。
所有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人们开始抢购食物,二哥带着爸妈气势汹汹地杀向商场,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才好,好不容易得了一个缝隙就钻进去,最后扛了一箱榨菜回家。
过了两天,学校发现疑似**病人宣布停课,消息传来时,大嫂正在洗头发,头上全是泡沫,手里还拿着舀水的塑料勺子,整个人都慌了手脚:“哎呀,怎么办,哎呀,哎呀......”
大哥劈手夺过她手中的勺子,给她浇了一头水:“别慌,快去学校把孩子找回来。”
大嫂才恍然,拿水随便冲了一下,顶着湿漉漉滴着水的头发就往学校赶,而那时一小和一中的校门口已经挤满了要带孩子回家避祸的家长。
春季开学,我曾劝说他们不要把甜甜和鹏鹏送去学校,可因为说不出合理的原因,大哥像听笑话一样听过就忘了。
早料到会是这种结果,我也不再多劝,幸好那时疫情并不严重,学校应该还算安全。但我自己是不敢的,池迁一直在家里自学,我也没有去教书,又向教务处提交了请假单。
两个人像鼹鼠一样躲在地下的洞穴里不敢出来。
最让我忧心的是,大年初一时身体不畅快的感觉越来越重了。
头痛,大腿的肌肉酸酸涨涨却使不上力。
我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
摸出体温计一量,已经将近38度。
我连忙冲了板蓝根吃,并且嘱咐池迁离我远一点。
他端着水杯冲过来的脚步一顿,我看出他的表情有点受伤。
“爸爸生病了,你自己照顾自己,乖一点,好不好?”我尽力把咳嗽憋回去,用最轻描淡写的语气对他说。
他点点头,将水杯远远放在桌子上。
情况越来越糟,胸闷,像个孕妇一样干呕。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已经不敢让池迁和我在一个屋子里睡。
一连几天,我裹着毯子睡在客厅,池迁睡在屋里,他知道我不舒服,也知道外面一片混乱,所以他这段时间特别乖顺。
有一次半夜醒来,恰好看到为我掖好被子,蹑手蹑脚走回房间的池迁。
被子表面上甚至还残留他手上的余温。
十岁的孩子,又什么都不知道,他只会比我更不安。
可我已经没空去顾虑他的心情了。
原本应该是草长莺飞的四月天,却带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找到,正式将其命名为SARA。
这时,南川已有两名护士一名医生殉职。
我身上的状况没有减弱,反而开始出现胸痛和腹泻的状况,高热不退。
和池迁上次发烧的症状完全不同,有时,我会感到胸口像堵了一块硬物,压在上头,令人难以呼吸。
事到如今,说是感冒都骗不了自己了。
我...是不是感染上了?
也许守夜时只是着了凉,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拜年时用别人的杯子喝到了不干净的茶水。
心里越想越慌,越慌越想。
想得头都快要破了,脑袋里两个自己打架,一个说不会那么衰吧?一个说天灾**说不准的,悲观和乐观在拔河拉锯,但我内心其实已向悲观的那一面倾斜。
夜深了,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
我想我不能再这么留在家里,我不能让自己变成传播源。
更加不能让池迁因我而传染。
我偷偷起身去看池迁,他在屋里睡得正香。
掩上门,我套上衣服和拿上钱包,扶着墙走出去。
脚下虚浮,根本使不上力气,走下几阶楼梯已觉得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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