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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南大洋的归属,邵勇让晓阳带人把莆和苇子割了。自己和道明去刘柳镇医院看罗婶。
罗婶送到镇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如今转移到特护病房观察。罗木匠入院吊了瓶点滴,当天就痊愈了。胡大夫、文明和派去护理的妇女,当晚就被罗木匠撵了回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罗木匠胡子拉碴,面容憔悴。本就营养不良,现在腮帮子塌了坑,明明四十岁上下,看上去却足有六十多。邵勇和马道明见了,互相递了眼色,心里暗自长叹。罗木匠并不见外,把哥俩领到特护病房。说是特护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单间,屋角置备着氧气瓶。罗婶死人一样躺在病床上,全靠扎葡萄糖维持生命。
邵勇和道明背着罗木匠商量,都觉得干等着不是办法,相跟着去找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和院长也正在为此发愁。院长和主治医生交换过意见,对邵勇和文明说:
“像病人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医院小,技术、设备有限,赶紧转院吧!”
至于往哪转,邵勇和道明不好拿主意。几个人一起回到病院。罗木匠听了,眼里顿时噙了泪。院长不忍,主动联系鞍阳中心医院救护车。到了鞍阳医院,做了几项检查,结果第二天才能出来。安顿好病人入住,邵勇把身上的钱扔下,又从道明身上搜刮。俩人把钱凑在一起,数了数,也不到二十块钱。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南大洋穷,又不是一天两天,哪个人心里都清楚。
晚上,罗木匠哭着打来电话,传医生的话,让家属准备后事。邵勇闻讯,带着道明、文明一起去了鞍阳市中心医院。
罗婶躺在病床上,面如死灰,陷入深度昏迷。罗木匠见家乡人来,伏在老婆身上放声长嚎。邵勇、道明和文明上前轮番解劝,可罗木匠谁的话也听不进。撕心裂肺的哭声,深深刺痛了邵勇。想起罗婶的精明、善良、能干,邵勇感觉自己的心尖在滴血。
罗婶本不属于南大洋,年轻时在鞍钢工作,经人介绍跟罗木匠结成连理。在城里,有房有车(自行车),穿衣打扮,受苏联影响,相当洋气。
一九六二年,罗木匠下放,罗婶来了南大洋。理发,裁剪,缝纫,编织,烹饪,罗婶样样精通。从小到大,邵勇的头和衣服都被罗婶包了。
南大洋村穷,可南大洋人讲感情。长期压抑在邵勇心头的悲愤,此刻化作了无形的勇气和力量。邵勇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转身出了病房。他找到主治医生询问:
“大夫,罗婶得的是啥病?为啥不下药治啊?”
“我们没有先进的仪器,不知道患者的具体情况。根据患者家属主述,单单食物中毒,造成患者一个多月昏迷不醒。这样的病例,我们医院还没有碰到过。”向路过打招呼的医护挥手,“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我们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不能用药治疗。如果不明病情病因,擅自开方,那不是救人,而是杀人。”
医生面带愧疚,但态度诚恳。
邵勇呆呆地站在那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两腿发软。他定了定神,使劲闭上眼睛,两股晶莹的液体从眼角流淌下来。缓了缓,邵勇觉得身上又有了些力气,他想说话,却口干舌燥,下意识张了张嘴,发现声音已经嘶哑。他艰难从嗓子眼挤出几个字:
“还有救吗?”
“如果有条件,可以到盛京碰碰运气。”
主治医生谨慎地建议。
邵勇回到病房,拉起伏在老婆身上号啕不止的罗木匠。道明和文明见邵勇脸色难看,目光透着刚毅,知道事情不妙,眼睛定定地看着,谁也不出声,只等邵勇发话。
邵勇艰难地咽了口唾液,润了润火烧火燎的喉咙。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其结果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家庭的命运。他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地对罗木匠说:
“我管你叫叔,可你也是我的师傅。罗婶就是我的师娘。叔,你怕不怕人财两空?如果豁得出去,我们到盛京闯一闯!”
罗木匠抬起泪眼,哭诉:
“你婶还不到四十岁,你的弟弟妹妹还未成人,俺不怕人财两空,要死咱也死个明白!”
罗木匠一跺脚,下了决心。
邵勇留文明帮着罗木匠收拾东西,办转院手续,自己和道明去了小型厂,找马天风弄钢管扎了副担架。回来抬上罗婶就走。出医院正门,不远就是公交车站。几个人费力地搭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穿过繁华喧闹的市区,直奔火车站。
鞍阳市火车站紧傍着着名的虹桥,是一幢巴洛特式建筑,八根石柱装饰着门面,中间高左右低,中间是候车大厅,大门屋顶上,立着三个足有一层楼高,红底白边,阴刻黑体字——“鞍阳站”。
提鞍阳站的历史,那得从晚清说起。
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进程。大清国的北方邻居沙皇俄国制定了吞并中国东北的国策。为了方便拓展俄国势力,他们开始酝酿修建贯穿东北的铁路,把远东重镇海参崴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铁路东段连接。
清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一八九六年,沙俄趁清朝特使李鸿章出席沙皇加冕典礼,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秘约》,同意俄国修筑东清铁路。
同年十二月,沙俄将铁路擅自更名为满洲铁路,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并以取消“允给之应需地亩权”相要挟,逼迫沙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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