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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夏走了没多久，格兰藏姆和伊扎津卡就急着赶到了我这里。看来他知道有人会跟上来的，可是……她怎么知道的？
“我估计我很快就可以出院了，”我苦笑了一声说，“格兰藏姆同志，你还是个准备一下吧，也许部队很快就会再次忙碌一些比黑森林之战还要疲惫和恐怖的任务呢。”
……
任务来得太快了。快得我简直来不及准备，黑手已伸到这个疗养院了。
12月23日晚上，五个看起来训练有素的黑衣人出现在我的房间里。一阵无声手枪的扫射后，拉开被子……“快闪开！”他们互相用俄语喊了一句，随后炸弹就爆炸了。看起来训练得不错，只有两个人被炸死。剩下三个想要跳窗逃跑，我从衣柜里跳出来，一刀捅死了一个。另外两个摆出决斗的姿势，企图和我打一架。
“你不是伤了吗？怎么还能打架？”
“实际上你们迟到了。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我拍拍身上的病号服说，“说出幕后主使人，放你们一马。不然，你们死期就不远了。”
这样能说服这种悍不畏死的刺客，未免有点天真。很快，他们就向我发动攻击。踢开无声手枪，第一下先刺死一个刺客，把另一个刺客踢倒在墙边，我一脚就踩住了他的胸口。“别动，说出是谁派你来的，”当医院的警卫冲进病房时，我蹲下身问他。“大师要你死……”他断断续续地说。一个金发苏联人，说话做事口气和克格勃很像，但绝不是克格勃。
“谁都知道世上有两个大师，”我说，“你是哪个大师的？为何要杀我？”
没有回答。好一会我才意识到他自尽了。不知和伦敦会议是否有关。
“请接院长办公室。喂，院长同志，我是马克耶布卡。我觉得我该出院了。”
其实第二天上飞机的时候我也是忐忑不安的。克里米亚到莫斯科的一路上我都抓着飞机扶手。直到安全离开了莫斯科机场，我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看着大雪纷飞的街上，各种激动人心的标语和拥挤在一辆辆配给车附近拥挤的人群，我知道，我回到莫斯科了。
一出机场，克里姆林宫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就打到了我这里。岂有此理，总理同志人都走了，这家伙还纠缠着我不放！
“这里是疯熊，总理同志请讲。”
“我是尤尔里奇，总理同志通过苏联驻英大使馆加密专线发来急电，点名要您与他通话。此事为高度机密，请您好快前来克里姆林宫！”尤尔里奇是洛马诺夫的秘书，能让一直镇定如常的他慌乱成这样一定是大事。果然，一到莫斯科，各种工作与麻烦就会接踵而至。
“怎么了指挥官同志，您的脸色不太好啊。”我的新副官布加涅夫从前面转头看着我。我点点头，带着一丝疲惫地回答他：“是的。现在你下车，去军营集结我们的成员。西蒙·琼斯，你现在以最大速度开往克里姆林宫！估计要有大事发生了。”西蒙·琼斯是我的司机。
也许这话我就不该说。因为听完我说的话后，布加涅夫立即从70码的车上一个前滚翻就跳下了车，然后扔下一袋子（估计是硬币）就开走了一个路人的轿车；而西蒙更是眼皮都没眨一下，车速在很短的时间里增加到了140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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