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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生活总是过得不怎么舒服。刚开始的时候，他进入一家寺院办的学校念书，在那里可没少挨各种各样的毒打。后来当上了巡回教师，便在乡村和庄子里四处奔跑。有的时候他能够得到一些工钱，可却总是要忍饥挨饿。晚上的时候，他就在村旁的沟里面过夜，有时还顺便在农夫的茅舍里偷一只打盹的鸡。后来他又到钟楼里去过夜，在那里待了六个月，他的工作就是在休息日敲敲钟，召集人们来做礼拜。最后，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大城市，步入了大学的课堂。他那些同乡接收他入伙，并且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大主教”。他总是非常激烈地跟别人争吵，讨论着学术上的问题，一喝醉酒就会闹事。哪有不知道“大主教”大名的小酒馆呢？如果比起喝酒来，他在艺术系的学生中间名列第一。而最糟糕的事情是他的手里从来就没有一个子儿。他只能偶尔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为邻居抄写祈祷书或者赞美诗。
在这个大学生的头脑中，所有的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地掠过。他的手在纸上移动得越来越慢了。终于，他倒在了桌子上，均匀的鼾声代替了笔尖触着纸面的沙沙声。油灯冒出的浓烟把房间的墙壁都熏黑了。令人讨厌的老鼠在角落里跑来跑去，吱吱地叫着。它们找到了大学生明天用来当午餐的那块面包皮，可是他却一点儿也没有发觉。他此刻正在做梦呢，梦见自己明年就可以戴上圆圆的学士帽了。
与此同时，在德国的美因茨城里，约翰·谷登堡正在翻看他刚刚印出来的新书——用印刷机印的第一本书。
不管是字母的形状，还是文字的排列，看起来都与手抄的极为相似。然而，不同的地方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每一个字母都十分清晰，笔直地挺立在那里，就像广场上等待检阅的士兵一样。
在印刷机与抄写员的笔之间展开了一场战争，而印刷机迅速地获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印刷机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印出来的着作，抄写却需要几年的时间。
刚开始时，抄写员还参与印刷工作。如果印刷的书中没有大写字母，那么之后就由抄写员负责用颜料填上去。然而，这会凭空给书增加很多成本。所以，后来在留有大写字母的空白地方，就干脆让它空着。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印刷的书籍里面的红行不像手抄本那样是出格的，而是比其他各行都要短些。
以上这些就是我所要告诉你的有关红行的全部历史了。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它为什么叫做红行，红行为什么要比其他各行都短了。
越是到后来，印刷的书和手抄本相同的地方就越少。渐渐地，活字出现了变化。用手写小字是非常困难的，可是，用印刷机来做这件事就比较容易了。这样一来，大书本就完全被用细小的活字印的小册子所代替了。
手抄本上的每一幅图画都必须由画家亲自来画。而在印刷的书中，手绘的图画就不需要了，因为里面用的是版画。于是，印刷机成了名副其实的“画画机”。用不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就可以“画出”几百幅图画来。
如此一来，书就变得便宜很多了，即便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但它确实已经变成很多人都可以拥有的东西了。不过，当时的那些有钱人仍然对这种新鲜事物抱有非常冷淡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印刷的书是彻头彻尾的“穷人书”。因此，他们在购买完印刷书之后，再将其交给画家，让他用颜料来涂饰插画，把它们改造成“富人书”。
就这样，一年接一年地过去了，而书里面出现的新事物也一年比一年多。
现如今，你翻开书来看看，看看印着书名的扉页或者目录，你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每一页上都印着页码，你认为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你看到逗号的时候，你也不会惊奇地发问：“这到底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但是，就在当时，扉页、目录、逗号和页码都是印刷行业里非常新鲜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必要详细地叙述一下，它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出现的。
比如说，印书名的扉页大约是在一千五百年前出现的。它出现的过程是这样的：以前，当书籍不是印刷的，而是手抄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书不是用于出售的，而是客户直接订货的。所以，抄写员不必为书大作宣传。在结束手抄工作的时候，他们只需要在年月和地点旁边，谦逊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就可以了。
而印刷机的出现就带来另外一番景象了。它一下子就可以印出几百几千份来；而且不是因为有人订货，而是为了销售才特意印制的。那么，怎样做才能吸引买主呢？比如说书店里卖的书，需要用大号字体印出显着的书名，放在书的封面，借此来吸引读者。
于是，印书名的扉页就应运而生了。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可以从这一页就洞悉全书的一切情况——书中讲的是什么，作者何许人也，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哪里出版的，哪家印刷厂负责印制的。
光是书名就要占去五六行的空间。不过也正是从书名这里就开始大吹大擂的，人们看一眼书名就能知道这是一本古代的书。
书名页通常都贴在书店门口，作为本书发行的广告。哦，那么，逗号又是谁发明出来的呢？
在15世纪到16世纪这段时期，威尼斯印刷厂的厂主阿里德·玛努齐最先运用了逗号。在此之前，书中只有两种标点符号，那就是句号和冒号。几乎与此同时，玛努齐也把目录运用到了书里。
而页码是直到16世纪才出现的。
书籍发生了改变，购买书籍的人也同样有了变化。从前，到抄写员那里去的通常都是修道院的院长，他是去约抄写员抄写圣礼记的。贵族太太也会打发仆人来订制特别的祈祷书，特别之处在于要用山羊皮装订。而神学家则要求抄写员抄写教堂神甫用的巨大图书。
印刷的书找到了身份和称谓完全不同的大量主顾，书店里总是挤满了大量的市民和学生。尽管摆在书架上的那些关于神学的大本书上积满了尘土，可是它们却一点儿也没有破旧；而买主手中尽是一些小开本的书，里面有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着作、骑士小说、编年史和辛辣的政论小册子。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厚重的神学大本书比薄本的发表富有战斗性的政论文章的小册子要生活得更加轻松愉快。当大本书安安稳稳地躺在书架上的时候，人们就像猎人搜寻野禽那样在小心翼翼地搜寻着政论小册子。假如这种书不幸落到经罗马教皇圣谕批示过的违禁书单里，那可就糟糕透了。因为一旦那样，这些书就必须要被消灭，再无生还的可能。
为了瞒过检查官，印刷厂的厂主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说出版一本《论自由》，有的时候书中甚至有攻击宗教的言论，可序言里却清清楚楚地写着什么圣约翰也喜欢看这本书，常常会把它放在枕头下，甚至读到深夜也爱不释手。
而我们俄国的第一本印刷书也经受了对穿僧衣的迫害者的斗争。在伊凡四世时代，第一个印刷所在莫斯科建立了起来。
“伊凡皇帝下令，在本国的光荣城市莫斯科建立印刷机构，兴办印书事业，以此来净化并改正那些不学无术的抄书者的思想。”
在克里姆林宫和商场附近，也就是尼古拉希腊寺院和别洛波罗德宫的中间，一座很高的建筑物拔地而起，顶部有一座高塔，塔上有双头鹰模样的装饰品，另外还有两扇铁栅栏做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