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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着梁太尉安危，本想出去协助当地禁军杀敌，奈何皇帝身边缺少实战将领，不敢离得太远。正急切之间，忽听马蹄声响。一骑飞快驰来，
我急忙拿望远镜望去，只见飞马突然停在斥候队前，一名骑兵从马上倒栽而下。几名斥候连忙搀扶起来。一会儿，一名斥候上马，飞马来到林边，喊道：“报副殿帅知晓，前时所派调兵侍卫回报，调令已通知附近地方禁军云翼军都指挥使，都指挥使道，保州云翼军共五个营，其中两个步军营、三个马军营，云翼军都指挥使现已带领三个马军营全速驰援！另有两个步军营，因分开两城驻军，调令尚未送达到，正在火速传令当中！”
梁一刀喊道：“副殿帅已知晓！通知军医抢救报信侍卫！通知所有斥候准备厮杀！”
斥候领命而去。
说起保州的云翼军，还有一段往事。北宋建隆元年（960）于清苑县置保塞军。因处于宋辽边界，宋辽多次在此地战争，保定一直在战火中兴替。保州的云翼军向来隶属于“天策先锋”，他们是宋辽边境上最前线的部队。为了要犒赏他们守边的苦劳，从宋太祖时代便规定——这支军队只要一出巡边境，就能得到原本俸禄以外的“特别费”。然而，到了庆历年间，因为对夏作战导致军费短缺，因此，保州的通判石待举便向当地转运使张昷之建议：立下规定，要求云翼军每一季只能出巡一次。石待举的目的是想借此节省军费。但是，这样的处置，自然会引来云翼军的愤怒。
一日，石待举刚好与都监韦贵比射箭赌酒，韦贵喝醉后大骂石待举——“徒能以减削兵粮为己功”。正是这句话，引燃了在场军士对石待举的愤慨。他们突然冲入库房拿起兵器衣甲，要杀石待举。事发后，仓皇逃出的石待举跟保州知州刘继宗引领驻扎在城外的神威兵和无敌兵，入城与叛军搏斗，但是寡众不敌，刘继宗溺死在城外的壕沟中，而石待举则被乱军所杀。于是，发起兵变的军士便推韦贵为帅，据城自守。
宋廷得知云翼军兵变后，想派遣附近驻军前去平叛。然而，当宋廷冷静下来之后，仔细一想，发现不能这么干。保州紧贴边境，若宋廷用兵，岂不是刺激了辽军？因此，宋廷先后派遣宦官与大臣前往，与云翼军沟通，希望能用招降的方式说服他们。据蔡襄当时的奏章，占据保州的云翼军似乎也掌握了朝廷只想招安的心态，因此他们拿出了十几名所谓“首恶”的首级，希望以此来换取朝廷的赦免。不过，云翼军的“小算盘”，很快就被朝廷识破了。据《宋朝事实》记载，官军已经从保州逃出来的军士口中得知了当初真正起事的32个人的姓名，所以，宋廷不会相信城中乱军所谓的“首恶”。
于是，官军将计就计，将那32人的名单射入城中，告示韦贵：如果能将名单上的人杀掉，协助抚平乱事，便不追究罪刑，而且还可以获得赏迁。然而，朝廷这招“反间计”并未奏效，谈判陷入僵局。宋仁宗为了迅速平息兵变，再度派遣内侍，带着诏书入城宣布特赦；还命令外围官军暂时撤退；并且申明，如果叛军还是不相信的话，那么，官军就会攻城。可是，叛军对于宋仁宗这道突如其来的特赦依旧半信半疑，向城外官军扬言，要找“李步军”——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李昭亮，来向他们保证，他们才相信有“特赦”这回事儿。结果，李昭亮到了，事情却依然没有进展。因为叛军中一名考过进士的人跟众人说：“哥们儿，我以前读过法律，以宋朝律法来看，他们是不可能特赦我们的！”所以叛军仍然不相信，还是闭城不纳。局面陷入一潭死水中。官军中有一位宋廷派来的使臣，名叫郭逵，就是那个与狄青齐名的郭逵。郭逵本是士兵出身，他灵机一动，挺身而出，向城上的叛军喊道：“我是老兵，也是你们的老前辈，扔个绳子下来，我和你们说说话！”叛军听到是一名武官前来劝说，便降下绳索让郭逵入城。郭逵入城后，便以诚恳的态度对叛军说道：“我也是军营出身，朝廷知道你们其实并不想叛乱，因为之前的官吏不讲道理，对你们不好，事情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朝廷赦免了你们的罪，又将厚禄赏赐给你们，还派了两制大臣带着诏书前来，大家就别怀疑了吧！”
郭逵这番话打动了叛军。他们便要求，除了郭逵之外，如果还有他们认识的武官愿意入城为人质的话，他们就投降。于是，叛军再度降下绳索，指名他们认识的武官入城，而官军也随之照做。因此，叛军便相信郭逵所言非虚，纷纷扔掉兵器下城，开门投降。
谁料官军入城之后，却没有按照诏书所言，将他们特赦，而是仍然将当初起事的429名云翼军士悉数坑杀，其余两千名后来附从的军士则被分遣至别州。朝廷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其实是很不得军心的。即使如此，据苏辙为欧阳修写的神道碑，当时河北宣抚使富弼还打算将这些分遣别州的叛卒一并杀害，以免再生变。但是，当时刚刚上任为河北都转运使的欧阳修阻止了富弼：“祸莫大于杀已降，况从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从，为变不细。”欧阳修的意思是，之前官军杀掉降军，是经过宋仁宗诏命允许的。也就是说，朝廷自始至终都没有要赦免叛军的意思。朝廷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等于再次破坏了基层军士对朝廷的信任。事实上，就“云翼军兵变”的过程来看，当时的叛军已经对代表朝廷的文官极度不信任了，所以才会要求武官李昭亮出面调解。而且，同是武官的郭逵以个人性命作为担保，他们才敢相信朝廷。可见，基层军士与朝廷之间早就出现了裂痕。
就在当初下诏特赦云翼军之前，宋仁宗与包拯有一段对话，或许可以说明朝廷与基层军士的鸿沟是如何产生的。当时，担任谏官的包拯在奏折中提到：“以诸道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并提点刑狱等，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此盖苟图振举之名，以希进用之速尔，遂使天下官吏各怀危惧……其廉谨自守者，则以为不才；酷虐非法者，则以为干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此患，无所诉告。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
宋仁宗表示：“如闻诸路转运、按察、提点刑狱司，发擿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使下无所措手足，可降敕约束之。”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宋仁宗开始把问题归咎到转运使身上。因此，“云翼军兵变”平息的隔天，仁宗第一个处分的，就是负责保州的河北转运使张昷之。张昷之被左降到虢州担任知州，这还是富弼力保他之后的结果。以此来看，当时文臣和地方官员为了自身的绩效，会与武将和基层军士产生许多摩擦，因而造成军心不稳。而这种军中的不安，并没有随着“云翼军兵变”的结束而停止。直到宋夏战争告一段落，文官与军队的紧张对立，才趋于缓和。
但“云翼军兵变”给皇家的影响甚差，于是，保定云翼军编制一减再减。到此时，就只剩下斥候刚才所报的“两个步军营、三个马军营”的规模了。这是我讲了这么多“云翼军兵变”来历的原因：保州作为最重要的宋辽边境，最前线的部队却只有“云翼军5个营”，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而为什么设五营，而不是四营或六营，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禁军诸军一般有四个等级，分别是厢、军、营、都。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营，五营为一军，三至五军为一厢。营，也称指挥，是北宋军队最基础的编制，军队的建设都是以营为单位的。为了便于管理，一地一般设一军或一营。如果设为一军，一般是下辖五营比较齐整。这就是为什么设五营，而不是四营或六营的根本原因。
那么，保州的云翼军一军多少人呢？北宋禁军编制为：步军500人为一营，骑军400人为一营。保州的云翼军有两个步军营、三个骑军营，也就是有步军1000人，有骑军1200人，合起来，保州的云翼军约为2200人。这还是将吃空饷的情况不计在内。即使没有吃空饷的，作为宋辽边境第一线的重要城池，区区两千人，平时防守尚可，但真正遇到战争，这些兵是远远不够看的。
后来，为防兵力过弱之弊，朝廷又在三百里外，另置“招收军”5个营，与云翼军成犄角之势，但互不隶属，或许是互为监督。但宋代运兵能力并不先进，如果真正其中一地开战，三百里外驰援，还是有些遥不可及。但这个驻军思路在宋朝是一脉相承的。就像赵宋朝廷宁可打败仗也不重用武将一样，赵宋朝廷也是宁可保定防线失守，也不愿意壮大云翼军，以免应了那句话——堡垒往往最先从内部攻破。
于是出现了今日调兵救驾则无人防守边境、防守边境则无人救驾的尴尬境地，但即使兵员如此捉襟见肘，保州的云翼军都指挥使还是积极带兵驰援。所以，我说赵宋朝廷这个一错再错的思路，在有宋一朝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不是李铁牛在这里胡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