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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刚丢掉了一家报社的工作。从学校毕业,我就在那里当记者,做得相当尽职,但就是这份敬业精神让我惹上了麻烦。具体经过我懒得说了。回想起来,像我这样的性格的女人,恐怕早晚得卷铺盖。应当说,我没有早被开除,还要感谢报社领导的容忍大度。
不过被婉辞当日,我几乎像被雷击了,我个人的生活也陷入了绝境。一下子成为社会弃儿:无工作,无工资,无宿舍,无朋友。付不起房租,马上就会无家可归。
我不去整理自己简单的行李,躺倒在床上,灭了灯,离开了争闹的世界,索性仰头大睡。我没有想到,那夜,在我的生命标出了一个转折。
大汗淋淋醒来天已亮,摸摸临窗的小书桌,有点潮,晨雾露气染的。不过照镜,我的脸色红润。看相人都说我八字大,不必避邪,不过邪也不避我。
“绕不过去的!”梦中的这女子,神情奇怪地朝我眨了眨眼睛,“不如四周看看,找到了就抓住。”
我打开窗。早晨和夜一样寂静。窗外是墙,但伸出头就可看到一个拐角,后面是一幢洋房,墙上爬满深红色的玫瑰,奇香诱人。我从来没有注意,自己住的地方周围是什么。现在一看,好像还有点名堂。
我站在路边,看墙内的空荡荡的操场。向看门老头打听这地方,说这是一所职业学校,暑假就空了。我问这地方以前是不是一所戏剧学校?看门老头很惊奇地看着我,说真是的,很少有人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剧界名伶买下来,建了上海第一个戏剧学校。每天一早这阵子,那些漂亮男孩女孩就在这儿练唱练舞,一口气翻十个筋斗。
我追问下去:“一个女伶哪来这么大笔钱?”
看门人摸摸脑后勺说,他也弄不清楚。他突然对我说,“你要运气好,你遇上刘骥先生。这儿的什么事他都一清二楚。他就住在附近,有时走过来散步。”
“真的?!”我眼睛一亮,中国人当然知道剧作家刘骥,如同西方人知道莎士比亚一样。
于是,我不得不振作起来。每天晨跑晚跑,有事无事,都上这个操场来一圈,这天终于看见操场上有一个男人,一头银发飘洒,他穿着质地很好的中式褂子,布鞋。虽然拄着手杖,却依然风度翩翩,消瘦但不衰弱。
我向他走过去,他这样的大名人,我当然认得出。刘骥先生日后提起过这一天,说我跑到他跟前的第一句话就把他吓了一跳:“刘骥先生,我看到你每次在这里散步,就想起谁。”
“谁——?”
“她——!”
“你怎么知道?”
“她告诉我的。”
其实当时我说的“她”,是梦中见到的女人。
刘骥先生笑了,他伸出手说,“小姑娘——”其实我早就不是小姑娘,但对满头白发的人而言,充充小姑娘也不错。“小姑娘,我们有缘。”
他住在不远的富民路,早就不上班了,像他这样等级的大师,少有的国宝,没有退休一说。我有幸结识这么一个半神式人物,自认为是莫大的缘分。
我这才下决心,住定下来,找个工作。有家流行杂志,编辑部正好在沪西,同意雇佣我一年,年终看“业绩”,决定合同续不续签。这家杂志只管赚钱,生存起来单纯一些。我从网上找到就近一幢老房子的亭子间,租金便宜,就搬过去了。
我第二次见刘骥先生是在他家里。相处熟了,才发现刘骥先生完全不像老人,虽然行走不便,却是耳聪目明,谈笑风生。他旁边有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人陪着,表情冷漠地听我们说话。我以为是他的孙女,结果是他红颜永驻的夫人。她眼睛始终没有正眼看我,我和她只有几句客套的寒暄。
开始时,我怀疑刘骥先生有意收下我这个文学女弟子,只是风流脾性不改。我心里恼多于喜。日子一长,我也被这个老人开化了,觉得人生难得真性情。
很少听到他谈学问,尽听他谈文坛往事,流言蜚语,而且男女关系上的传闻还特别多。如果我把当时每天回家记的笔记整理出一部分发表,定能让现代文学史教授吓一跳:他们崇仰的那些革命文学大人物,原来做过比今日文学青年更荒唐的事。
《新良友》周刊编辑部是一幢旧洋房,走廊和办公室挂满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刊物的封面复制品。这家满是图片的仕女杂志虽然对不上我的口味,但也知道全国报摊都把它放在打头。要迫使我自己不会认真起来,在这里混饭吃是最好的。
那天主编走进编辑室,说《新良友》最大的遗憾,是一直未能采访到上海小资女作家第一块牌子丹仪,问谁有办法。编辑室当时只有三个人,都朝我看,因为那两个人已经吃过闭门羹,只有我去撞撞大运。
我勉强说,“我只能试试看。”
主编表示,若能采访成,稿酬从优。
主编走后,几个同事说,他们碰钉子绝非偶然,下面是一大套女人经:
“我看丹仪脸上全部是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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