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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那个大叔说，他们没去参加围攻乡政府的事，因为地里的活忙不过来。”苏凡道。
“不知道去的都是些什么人。这才是关键。不同的人，需求不同，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刚刚那位大叔，是个老实人。”霍漱清边开车边说。
“土地是农民耐以生存的根本，就像刚刚那位大叔说的，要是没了土地，他还能干什么？或许，也不纯粹是为了钱吧！”苏凡道。
“是有那样的一部分人，明明种地是赔钱的，可还是要去种。现在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应该鼓励农民去种地，毕竟，农业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动摇了农业的基础，国家会乱的。”他幽幽地说。
“既然这样，保住那些耕地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非要——”她问。
“这就是矛盾！没有土地就没有建设，没有建设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税收，政府穷，老百姓会更穷。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手上有的就那么一点土地，只有那么一点生产资料，要是把土地剥夺了，他们就什么都没了。”
“城镇化不就是要让农民抛下土地去城市工作吗？如果这样说的话，不就和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了？”她接着问。
他看了她一眼，笑了下，道：“你知道你刚刚这个比喻要是写到书上，会引起多大的麻烦吗？事情是一样的，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是不同的。”
“最终的结果不都是一样吗？”
“是啊，同样都是占有农民的耕地，我们就要把后续对农民的保障做好，这就是我们和英国的不同。我们不能逼着农民进入城镇，等他们放弃了耕地进入城镇，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就业、医疗和教育等各种服务，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新城镇建设。当然，这个过程需要花很多钱和很多精力。”他顿了下，道，“现在社会上对拆迁的意见很大，很多人都盼着拆迁，可是呢，矛盾就在于拆迁赔偿太低。”
“那是啊，从老百姓手里低价得到土地，又高价转卖给开发商，这中间那么大的差价，老百姓怎么会愿意呢？”她叹了口气，说。
“其实，转卖土地这中间的差价，最终都转变成了政府的税收，而这些税收，就变成了老百姓的福利。我们都说北京上海的社会福利有多好多好，他们的政府光是卖土地就能赚很多钱，当然老百姓的福利就好了。”他解释道，“要是拆迁的时候赔偿金提的太高，会有很多问题，首先，政府和开发商先期投入很大，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这笔钱就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其次，如果征地和转卖土地之间的差价过小，政府的税收会受到影响。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土地买卖的，所以，政府也不会愿意给太多赔偿。你知道吗，有些地方政府都是靠银行贷款来做赔偿金的。最后一点，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有了一百万，还想要一千万。”
她沉默不语。
“你说，是应该把这中间的差价拿来做福利让多数人得到好处呢，还是让极个别的人占到便宜？”他问道。
“可是税收不见得都是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她说。
霍漱清笑了笑，道：“一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不光是要做眼前的，还要有长远的计划。当然，政府做这些事，都需要花钱，很多时候，税收根本不够用。我们要去跟上级财政部门申请拨款，要去跟银行借钱，总之是很麻烦的。”
她望着他。
“我的工作，就是天天和钱打交道，大会计而已。”他无奈地笑了下，说。
“所以当市长一定要学经济学？”她问。
“经济学专业的那点东西，在现实中根本不够用。”他说，“中国的很多事，不是从书本上就可以学来的。”
她干笑了，没说话。
“好了，我们继续工作吧！”他看了她一眼，道。
车子停在路边，两个人下了车继续调查。
很快就到了中午，两人来到镇上一家小菜馆吃了个午饭，霍漱清担心她太累，午饭后就让她在车上休息了。
下午，霍漱清和苏凡两个人继续在镇上走访，和不少人都了解了情况。到了傍晚的时候，关于事件的缘由，他也基本清楚了，似乎和昨天下午会议上讨论的有些出入。霍漱清觉得还是应该在定远多待一天，然后回去市里调整针对此次事件的处理措施。
这么一来，晚上就要住在镇子上了。
吃完晚饭，两人开始在镇上寻找住处，毕竟是小镇子，想找个干净些的旅馆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走了好几家都觉得没法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