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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避开了军部,也避开了土匪窝,一路向南,偷乘了前往云南的火车,结果还未到目的地,就被查出来了。火车上的保安要把我送劳改基地,把我关了起来。我用小刀割断绑我的绳子,逃了出来。
之后是步行,半个月后,我偷渡到了越南,正巧遇见越南战争,异国的大地战火纷飞,血与火谱写一首悲歌。
我再次乘上了漂流的货船。
货船穿越大洋,到达了名叫新加坡的城市,新加坡籍华人老板陈林接待了我,他提供我足够的水和勉强维持生计的面包。
作为回报,我在他的港口打工,他每个月付给我一定的报酬。
除了吃饭,住宿,每一个人我竟能有剩余的钱财。
陈林问我:“老乡,你是怎么到新加坡来的?我给你说一说我怎么来的吧!”
我坐在一堆木板上,听他说话。
他的父母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过,自己被父母送到欧洲念过书,那时他刚回国,文革便开始了,他的父母遭到批斗,说是亲日,亲近中国曾经最大的敌人。他父母不忍迫害,在一个安静地夜晚,双双吞了安眠药。
“本来我也逃不过的。”陈林抽了一口烟,吐出一大团烟雾:“那天红卫兵围住了我的家,我从后门逃了出去,却被一个神秘人接走了,那人是我父母用所有的人脉动用的国家暗部,他把我送到了新加坡。”
“说说你吧,怎么来新加坡的。”陈林把烟头火星掐灭,问我。
“差不多,红卫兵在我家查出了一本风水书,被送到青海劳改了几年,后来又被送到四川剿匪,好不容易活下来,一直逃到了新加坡。”
陈林拍拍我的肩膀,说道:“同是天涯沦落人。”
自那以后,陈林对我多有关照,我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相比以前好得多了,我在一个娘惹手中租了一间房子,在新加坡定居下来。
每天早出晚归,生活充实。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十月,中国大陆传来新闻,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邓小平老爷子上台,成了国家一线领导人。
邓老爷子对两个凡是提出了质疑: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坚持。
他说道:“没有人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我们要否认毛主席的贡献,而是我们不能把他当神一样看待。”
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发展生产力,中国经济已经停滞了十年,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不前。
新闻的标题是改革开放。
当时好多在新加坡的中国人都看哭了,他们中除了在新加坡混一个生计的人,大部分是在国外被当做反动分子的人。因为不忍在国内受到的迫害,所以逃离到了新加坡,新加坡经济发现迅速,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新加坡政府不管中国人在国内犯了什么错,只要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几乎都接纳了的。
只是像我们这些偷渡者,很少能有在新加坡的国籍,陈林拥有新加坡国籍,因为他有知识,在西欧留学过,脑袋中装的东西多,能力比常人更出众。
任何国家都喜欢人才。新加坡也不例外。
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很多打算回国,我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对文革时期遭到迫害的人的冤屈进行了洗刷,其中洗刷冤屈最大的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刘少奇。
荒唐年代的荒唐事,国家的副主席竟然被戴上了反动分子的帽子,迫害至死。
我们港口有不少中国人,他们大多是东南沿海的居民,以中国广东,福建两省居民偏多。
他们有的人拖家带口逃离到新加坡。
看着工友一批接一批地回去,我淡淡地看着,阳光在午后暖洋洋地洒在我身上,给世界镀了一层金。
陈林在我身边的集装箱边坐下,递一只香烟给我,接近四年的相处,我俩成了朋友,他有一个习惯,见面后不管对方抽烟不,他都会递过去一支。
我摇摇头。
“男人嘛,学会抽烟不是什么坏事。”陈林递烟的手没像往常一样缩回去,示意我抽一支。
我还在在犹豫不绝,陈林便把烟塞到了我的手中,并掏出他那瑞士制造的机械打火机,噗嗤一声把火焰点燃。
“抽一支。”他说。
我把烟衔在嘴里,凑近火焰去点烟,细长的香烟与火焰接触,我轻轻地吸一口气,白色的烟雾进入了我的肺。
肺部被这烟雾刺激地味道洗刷,我剧烈地咳嗽。
陈林笑道:“刚抽烟的人都是这样。”
我咳嗽半天,才回过气。陈林问:“感觉怎样,在刺鼻的气味过后,是不是感觉到了一种快感。”
我点头。
他哈哈大笑:“这就是烟的魅力,抽香烟不仅使自己的动作更酷,还能让你更加兴奋,香烟之下,刺激你的大脑神经。”
我揶揄他:“感觉你说的不是抽烟,而是吸毒,还快感,不呛死算好的。”
陈林给自己点上一支,说道:“吸烟与吸毒,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我仰头望天,这里的天空澄澈地像一块巨大的篮玻璃,美得让人遗忘了时间。
“打算回去么?”陈林猝不及防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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