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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当时有人说,袁崇焕不应该当场杀了毛文龙,应将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请崇祯处理,或者先请皇帝批准而再杀他。当时大学者黄梨洲评论说:“文龙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索饷岁百二十万缗(两),不应则跋扈,恐吓曰:‘臣当解剑归朝鲜矣。’则其内怀异志非一日也。”梨洲又云:“参貂之赂贵近者,使者相望于道……崇焕朝请,文龙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龙贿赂甚多,袁崇焕一提出申请,毛文龙即刻知道,有了防备,极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将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义子义孙,有可能动武抢夺,引起内战。就像《三国演义》中写魏大将邓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车,邓的部属武力抢夺囚车。
第五:也有人说,袁崇焕去宁远当统帅之前,决心整肃军纪,要杀毛文龙,和首辅钱龙锡商议。其实他直接请示皇帝更好,因为崇祯先得到杀毛的讯息之后,袁再杀毛,崇祯就不会惊愕恐惧,害怕袁崇焕权太大。然而崇祯更信任宦官厂卫,而这些宦官厂卫都收受毛文龙的贿赂,袁崇焕对皇帝一说,毛文龙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时,《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向吴王表演治军之法,要杀吴王的两名爱姬,因二姬不奉军令,嬉笑不绝。吴王大惊,派人去向孙子说:“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还是斩了两个爱姬,部队肃然,奉命惟谨。吴王不悦,说:“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将军请下去休息罢,我不想再看了。”吴王虽然心痛爱姬之死,还是接受伍子胥的劝告,重用孙子带兵,破楚、灭越、威齐,吴国霸于天下。
崇祯的度量,比之吴王阖闾是差得多了。见识也差得多了。
崇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杀袁,等于三国时蜀汉的刘禅因诸葛亮斩了马谡,把诸葛亮杀了。
[1]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明代的军兵〉。
[2]即今辽宁省丹东市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3]皮岛在朝鲜写作椵岛。这个“椵”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pi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皮岛在黄海中,身弥岛之西,大和岛之北。面积不大。
[4]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5]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廿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因他没有参与或听到密谈,所以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无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似较可信。
[6]〈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7]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8]袁崇焕奏本:“……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欲擒之还朝,待皇上处分。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事将不测。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诛之顷刻,则众无得为。文龙死,诸冀恶者念便断矣……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敝待诛,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不胜战惧惶悚之至。”
[9]崇祯二年六月十八日,奉圣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全,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事。”(《明清史料》第八编)
[10]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梃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投降清朝的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11]陈玉树《后乐堂集》〈袁崇焕杀毛文龙论〉:“崇焕以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剑,便宜从事。明制:督师赐尚方者,得斩总兵以下。是崇焕本有专杀之权者也。”
十二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恶性循环。[1]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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