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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杜建民《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些国名和人名,但很清楚所谓“十六国”基本上都在北方;而从下面的地图则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被称为“五胡乱华”。
没错,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然丢失,而且丢得实在“不是地方”:关中地区本为周文明的发祥地,长安和洛阳更是秦、汉、魏、晋四朝帝都所在,不折不扣的华夏正宗。现在统统变成了“胡天胡地”,岂非“乱我中华”?
这确实让许多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根据地在中原。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甚至指的就是洛阳,这可是“中国”二字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洛阳落入胡族之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
何况华夏民族一直有一种观念:居中国则为正宗,为正宗则治天下(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夏、商、周、秦、汉、魏、晋,都是。现在胡人“居中国”了,是不是该做天子、治天下?
胡人认为应该,汉人认为不该。
持这种观点的汉人代表当数刘琨。刘琨是中原沦陷之际坚持“敌后抗战”的西晋将领,曾试图策反敌方匈奴人的羯族部将石勒,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你们胡人反正做不了天子,不如到我们晋朝来做一个名臣。
石勒用名马和珍宝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使者。他写给刘琨的回信说:将军是汉人,理当效忠于晋朝。我石勒却本是夷狄,贵国的事恐怕爱莫能助。[14]
刘琨碰了钉子,石勒则做了皇帝。
石勒并非五胡在中国北方称帝的第一人,第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国号叫汉。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冒顿单于是刘邦的女婿,后世单于跟汉皇帝就是表兄弟。兄终弟及,大汉帝统当然由他承接。
可惜刘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他的国号后来也被侄儿兼养子改成了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国家也叫赵,史称后赵。前赵是被后赵灭的,后赵是被冉魏灭的,冉魏是被前燕灭的,前燕是被前秦灭的。灭了前燕以后,中国北方就暂时是前秦的了。
前秦是氐人的政权,前燕则是鲜卑人的。因此五胡十六国前半段的主角就是:匈奴(前赵)、羯(后赵)、鲜卑(前燕)、氐(前秦),以及前秦衰落时异军突起的羌(后秦),汉人的冉魏则昙花一现。至于后半段,当然是鲜卑人的,他们建立的北魏甚至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谁说“夷狄”不能为王?
当然能。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历史。
事实上,把胡人看做可欺辱的劣等民族,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文化偏见。更何况所谓“五胡”,也并非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突如其来杀进中国的。他们早就居住在中国境内,并与汉人混杂甚至混血。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是华人(hinese),奈何以“异类”视之?
然而汉民族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于是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忍无可忍;另方面,他们对汉文明和汉制度却心悦诚服地敬佩和向往。因此,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称王建国之后,并没有打算实施“胡化”,而是反过来将自己“汉化”。
汉化早就开始了。
率先汉化的是匈奴。因为从东汉光武帝时代起,他们就开始持续南迁,并在黄河的河套地区沿长城一线扎下了营盘,充当着汉帝国的戍边者和同盟军。这一过程到西晋已历时二百多年,匈奴哪里可能还是胡人?刘渊声称他有权得到汉王朝的祖业,并非全无道理。
建立后赵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后秦的羌,汉化程度深浅不一,对汉文化的热情却不亚于匈奴,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堪称汉学家。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朕一月而三临太学,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这里中断。[15]
但,力度最大的还是鲜卑。
或者说,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晋,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汉化彻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鲜卑语,把贵族们的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比如拓跋改为元),还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样娶汉族高官之女为妻,堪称“全盘汉化”。
结果是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这个民族就融入了汉族之中;而被南方汉族逐渐淡忘的某些文化传统,则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那里薪尽火传(以上所述均请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这就不能叫“五胡乱华”,而该叫“五胡入华”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一个以汉民族为多数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诞生,中华历史上的“第二帝国”(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时欧洲也在发生民族大迁徙,大批日耳曼蛮族涌入罗马帝国,罗马文明面临的命运和选择几乎跟中华一模一样。
当然,这是后话。
谁的东晋
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16]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20]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17]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18]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19]
王导成功了。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21]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22]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23]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24]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25]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26]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27]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28]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