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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特定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命运。我们现在不妨循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宋福禄和梁晓秀的人生轨迹,追寻一下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经历的苦难。
宋福禄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他出生于1940年,那时日寇的铁蹄正在中国国土上任意践踏,蹂躏。他的家乡被日寇占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许许多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战火。
宋福禄的父亲就是被日本鬼子兵开枪打死的。1943年鬼子到他们村扫荡,无缘无故就枪杀了一批村民,其中就有宋福禄的父亲。那一年宋福禄才三岁,对父亲的记忆模糊,他朦朦胧胧记得母亲和他说过,他父亲是被日本鬼子枪杀的。后来他长大后,无论在哪里见到日本人,他都咬牙切齿,痛恨日本人;他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杀了他爹,他和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三岁丧父,宋福禄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流落他乡,以讨饭为生。在宋福禄的记忆中,那时就一个字:饿!在他的记忆中,他每天都感觉饿,总是吃不饱饭;吃饱饭是那时最大的愿望。他那时年幼不懂事,母亲讨到一口饭就全部给了儿子吃,儿子却不知道母亲也处于饥饿状态。
母亲一直没改家,带着儿子四处流浪。日被鬼子投降后,内战又爆发了。他们母子俩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母亲由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身体垮了下来,在1946年离开了人生。在宋福禄的记忆中,母亲是被活活饿死的。那一年他才六岁。
六岁丧母,宋福禄成了孤儿。他被一个好心的老太婆领养,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一直到全国解放。解放后,那个老太婆也去世了,宋福禄被孤儿院收留。
1949年,宋福禄在9岁时上了小学,念了6念书,小学毕业时他已经15岁了。那时他被堂叔认领,到堂叔家生活,每天帮堂叔做农活。堂叔脑子灵,整天琢磨着怎样赚钱。后来堂叔听说有老乡在香港挣到了钱,便通过朋友找到一个在香港做事的老乡,在那个老乡的帮助下,堂叔带着宋福禄来到了香港。那是1956年,那一年宋福禄16岁。
堂叔刚来香港时没有带堂婶,他想等他赚到钱,生活有了保障后再把堂婶接出来。可是在香港6年,堂叔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他只是勉强糊口而已。这期间,堂婶在国内去世了。
堂叔没有儿女,他把宋福禄当成了儿子,长年累月给他灌输一种人生哲理:人必须自立自强,人活着必须有志气。
宋福禄感到香港时,香港还没有如今那么多高楼大厦;那时的香港百废待兴,还处于建设阶段。香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过的大城市,他很开心,很好奇,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只要能吃饱饭就行,别的什么都不想了。他做过建筑工人,做过搬运工,做过帮厨,做过清洁工,总之,他做的都是社会最低层的工作。那时虽然很辛苦,但他总觉得生活在一个大城市,每天都能看到高楼,看到川流不息的人流和五光十色的街景,感觉挺开心,居然忘记了辛苦和劳累。
一晃过了6年,堂叔又带着他来到了法国。那是1962年,宋福禄已经22岁了。堂叔在一家中餐馆做大厨,宋福禄给堂叔打下手。堂叔那时和他说,他打下手管吃管住,但没有工钱。宋福禄说,只要跟着堂叔干就行,他不计较有没有工钱。堂叔又说,他们先打工,等挣够了钱,堂叔就开一家中餐馆,宋福禄当大厨。宋福禄第一次有了人生目标,从此便埋头在餐馆打工,一晃又过了8年。8年时间,他一分钱没拿到,所有的工钱都被堂叔拿走了。
一年前,堂叔认为宋福禄可以自立门户了,便借给他10万欧元,让他到里尔市开中餐馆。他以为从此他将告别苦日子了。一个月前他满怀喜悦的心情到巴黎戴高乐机场接未婚妻,本想在餐馆走上正轨后,和梁晓秀结婚生儿育女,过上小康生活,哪料到变化比想象的要快得多,他的中餐馆开起来后竟然一个顾客都没有,还惹了一身麻烦。
梁晓秀的情况并不比宋福禄好多少。
她生于1952年,是家里最大的孩子。父母一共生了6个孩子,在她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她出国时,最小的妹妹才5岁。她1960年6岁上学,念到初中时,国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学业中断,于是她在15岁时便回家务农,帮助父母维持生活。家里人口多,生活特别困难,她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年下来虽然没挣到多少钱,但在她辛勤劳作下,全家人也没有挨饿。
她出国时父亲已经60岁了,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干繁重的农活了。那时她的两个弟弟,一个16岁,一个14岁,都在家里做农活,他们顶替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这样她才得以离开家,来到了法国。
她离走前和父母说,法国是富裕国家,她到那里挣到钱后,家里的经济情况就会得到改善;她会把全家人的生活都承担起来,让他们家过上别人羡慕的好生活。全家人都把希望放在梁晓秀身上,把她看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弟弟和妹妹们更是把她这个大姐看作为家里的大救星,一再和她说,他们将来也要到法国,挣法国人的钱,过上好日子。
可是眼前的法国并不是她心目中想象的法国:法国并不是遍地黄金,在法国独立生活比在国内还难。宋福禄在法国干了8年,到现在还没有过上好日子。
人说苦尽甘来,可是她怎么就没盼来那个幸福的时刻呢?难道她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她还需要苦苦挣扎、奋斗?她觉得她的命真苦,来到法国没有看到任何希望,那些美好的愿望都成了泡影。
她答应父母到法国后就给家里写信,可是现在写什么呢?她眼下的这种情况绝不能让父母知道,她想。
宋福禄和梁晓秀不约而同都想到:他们就是一对苦命人。他们已经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苦难和磨练,可是他们的的命运却并没有改变:他们如今依然一贫如洗,苦苦挣扎着,还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宋福禄那天问梁晓秀:“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呢?”
梁晓秀坚定地说:“我想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她不相信她永远会过苦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