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双枪皇帝),接着再看更方便。
赵猎与郭大匠这一番研究直到黄昏,才被一名持铜牌信符的传令小校打断。
“文相公、张使相有令,诸军统制以上将官,立刻前往节堂议事。”
赵猎接令后不敢待慢,立刻动身返回崖城,直奔节堂。
崖城的节堂就是原吉阳军城的军议厅。行朝立足方稳,百废待兴,诸事一切从简,暂时以军议厅议事。
赵猎留下护卫队,向守卫交验腰牌之后,方得以进入节堂。
此时堂上诸将及部分相关官员多已聚齐,大宋右相文天祥赫然坐在上首。丞相坐节堂并不奇怪,因为文天祥此时除了右相之外还兼任枢密使,既是文臣第一,更兼领诸将,是实打实的百官之首。
宋朝枢密使向以文官出任,而枢密副使则由宿将担任。以文制武,以武辅文之意十分明确。
宋代因宋太祖“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加之切身感受五代时期骄兵悍将造成兵祸连结,动乱多年。于是痛下决心,终结武人擅权乱国的局面。遂有“怀酒释兵权”之举,并定下崇文抑武的国策。
不可否认,赵匡胤的举措在国朝之初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治国之道,讲究文武平衡,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驰。武盛文弱则易形成军人干政,造成国家动乱。而过度崇文抑武又会使军人地位低下,国防力量薄弱。很明显,赵家后世子孙没把握好这个度,不但没能把文昌武弱的局面改观,反而在文官集团的推助下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猜忌武将(如狄青)、以文制武,以文官领军或监军,最后演变到极致,就是两个极端——一边是“东华门外唱名方为好儿郞”;一边则是当兵须黥面刺字,以防逃役。
到南宋中后期,军人地位有所好转,军中大量使用效用、使臣(自愿投军,无须刺字),大将也得到格外倚重。身为武将的张世杰坐镇中枢,而文官之首、枢密院使文天祥却领军在外,多次请求入朝而不得,就是最突出的例子。然而积重难返,一切为时已晚。
更要命的是,宋朝国策严重分化文武两极,使文官集团与将门集团水火不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大集团无法兼容。以张世杰为代表的武将集团一朝得势就极力压制文臣集团,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天祥、陈宜中这二位左右丞相。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哪怕行朝一路南逃仍斗个不停。若非厓山惨败,行朝已到生死存亡之际,张世杰未必同意把文天祥召回朝廷,给自己添堵。
眼下行朝难得的文武相得的和谐局面,全靠有强大的外力压迫——前有孤注一掷攻取吉阳军城,后有元军即将重兵围城。
是的,元军大举报复就要来了。
“据报元军马抚机部,本已行军至吉阳,闻崖城落入我天朝手中,不敢薄城,遂退去。马贼虽退,然贼心不死,所部并未退回琼管,而是顿兵于万安军,狼顾之意,不言自明。琼管亦有消息称元军四处征召船只,攻崖意图极为明显。又报今日有海商北来,言及雷州港口千帆尽举,大军云集,港内外所有商、民船只皆不得入。当此之际,元贼兴师举帆,兵锋所指,昭然若揭。”
文天祥止住宣赞官,亲自宣读情报,末了,目光迥迥环顾诸将,一字一顿,“诸君,元贼,要来了!”
节堂文臣武将不下二三十人,此刻却安静得落针可闻。
尽管都有心理准备,但真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心情都是格外沉重压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