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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华陀把赵大贵领到巴富尔办公室门外,然后让赵大贵稍等一下,自己先进去通报一下。
过不多久,赵大贵才被请进屋里,得以面见上海的第一人领事乔治.巴富尔。
乔治.巴富尔剩余1809年,此时正好是三十四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举止之间带着军人特有的果断。
赵大贵对乔治.巴富尔的履历也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的父亲乔治.巴富尔(又是个父子同名)是原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军舰舰长,弟弟是印度的著名外科医生。
乔治.巴富尔本人很早就参加军队了,一直做到炮兵上尉,在鸦片战争期间随原先任印度总督的璞鼎查来到中国,参加过多次战斗,后来作为璞鼎查的随员,参加“南京条约”的签署等多项外交事务,据说其职务之一就是清廷一千多万两战争赔款的接收专员(不知道这是什么职务)。
在条约缔结后,巴富尔被璞鼎查任命为驻上海英国领事,不久前才到达上海,推行璞鼎查下达的多项政策。
此时的巴富尔在上海可以说是处处碰壁,就是租个房子也要受到清廷官府的抵制,好不容易跟民间人士达成租房意愿吧,还被人当做赤佬观赏,出门买东西都要被人故意抬高几倍的高价,总之过得很不顺心。
因此,对于麦华陀报告说有一名会说英国话的中国人到访,巴富尔还是非常关心的。
赵大贵和巴富尔见面行礼,麦华陀在旁做陪同,对今后历史影响深远的见面就此开始了。
赵大贵坐在领事桌前的椅子上,用英语跟巴富尔闲聊几句,给巴富尔留下相当好的印象。
这时代的清朝会说英语的中国人非常少,偶尔有那么一两位,也都只会些广州英语,也就是只会说几句英语单词,表达差不多的意思,但是否符合语法等,全然不顾。
这种英语,后来又被称作洋泾浜英语,就是后来的所谓中国式英语,也比这种最简单的英语方式高明千万倍。
交谈几句,赵大贵注意到巴富尔桌上的一份英文书籍,不由念了出来:
“‘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纪事’,哦,领事先生是在研究十年前到访中国的阿美士德号报告的资料吗?”
“是的,我们刚到上海,对这地方所知不多,正需要参考这些。”巴富尔只是随口回答了一句,突然反应过来,不由得双目圆睁。
“你能看得懂英文文字?”
“那是自然,既然要学语言,那肯定是连文字也都学习的。”赵大贵很自然地回答,然后就明白自己说错话了。
会说语言,肯定也会识字,这在后世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这时代而言,却绝不是这样。
清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中国人向外国人教授中文,属于违法行为,要受到惩罚的,相应的中国人学外国语言,也有种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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