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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奇怪气氛，好像一切都乱套了。大厅里空空荡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唯一两个留守办公室的秘书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忙着接电话。
即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金德区检察院也流露着一种沉闷的气氛，绝大多数的副检察官都是两人共用一间拥挤的办公室。这幢区政府的办公楼修建于1897年，是当时刚刚时兴的工厂高校建筑风格。坚固的红砖外墙，配以古典风格的立柱，让人第一眼看见就知道这是一处公共建筑。办公楼里，房间的门上有横窗，窗户上有窗棂。墙壁被漆成苔藓般的暗绿色，像是医院。最糟糕的是里面的灯光，暗黄阴沉，显得陈旧不堪。这就是我们办公的地点了，两百名职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努力处理着这座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和周边两百万人口的区县中发生的每一桩案件。夏天，这里像热带丛林，又热又潮，陈旧的窗户与电话铃声一起震动。冬天，暖气到处漏水，阳光再灿烂，也有一丝永远挥之不去的阴沉。这就是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司法中心。
在我的办公室里，利普兰泽正在等我，他躲在门后面坐着，像西部片里的反面角色。
“人都死哪儿去了？”他问。
我把外套扔到一张椅子上，说：“有人死了，你怎么还这么无动于衷！对了，你上哪儿去了？所有警龄五年以上的警察可都去了。”
“我从来不参加葬礼。”利普兰泽干巴巴地说。我觉得，一个专门查凶杀案的警察却讨厌葬礼，这其中应该有些深层次的含义，但一时半刻又想不出来，只好把这个念头暂时放下。我工作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天，都遇到一些隐含深意的征兆，但总又记不起来，它们瞬间来去，只留下一个影子，像飞奔而过的小动物。
我把注意力收回来。我的办公桌上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检察院里负责人事管理的梅可写给我的留言条，另一样就是利普兰泽放在我桌上的信。梅可的留言条很简单：汤米·莫尔托在哪儿？我突然想到，除了我们对莫尔托玩政治阴谋的推测之外，是不是也该派个人去医院和莫尔托家里看看。已经死了一个副检察官了，别再出什么意外才好。利普兰泽给我的信封上贴着警局鉴证科的标签——嫌疑人：未知。被害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被害人还有一个儿子？”我一边找拆信封的裁纸刀，一边问。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说。
“还是个孩子，看上去十*岁的样子，他也去参加葬礼了。”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又说了一遍，他掏出一支香烟，“参加葬礼居然还有惊喜。”
“我们应该找个人去和他谈谈，他在这儿念大学。”
“把地址给我，我去找他。今天早上莫拉诺又跟我说，‘雷蒙德的人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莫拉诺是警察局长，是和波尔卡罗一伙的，“他在等着看雷蒙德出丑呢！”
“他和尼可都一样。对了，我今天碰到尼可那个拖拉王了。”我把和尼可碰面的经过告诉利普兰泽，“尼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有那么一分钟，我甚至都有点相信他了。”
“他会表现得很好，好得超过人们的预料。到那个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后悔你自己没有参加竞选。”
我做了个鬼脸，谁知道呢？现在有利普兰泽帮我，我不用操心这些事。
我第十五次去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时，收到一张问卷调查表，上面问了很多私人的问题，我觉得都很难回答：你最崇拜的现代美国人是谁？你最重要的身体特征是什么？你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描述一下他。对最后一个问题，我思考了一会儿，最终写下了利普兰泽的名字。“我最好的朋友。”我写道，“是一个警察。大概是一米七三左右的个子，吃饱了饭后也只有一百一十多斤，头发剪得很难看，看上去有点阴险，像在街头游荡的小混混，他每天抽两包骆驼牌香烟。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共同点，但我很敬佩他，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厉害。”
我第一次认识利普兰泽是在七八年前，那时，我刚刚被分配到刑事犯罪庭，他则刚刚开始在警局凶杀案调查组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一起办了十来个案子，但在某些方面，我仍然觉得他很神秘，甚至很危险。利普兰泽的父亲是西区分局的巡警，父亲过世后，利普兰泽就从大学退学，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警察。之前，他被直接任命到检察院工作，担任警局驻检察院特别专员。从理论上说，他的工作是检察院和警方之间的联系人，协调处理涉及各种特殊利益关系的凶案调查。但实际上，他就像一颗流星，总是独来独往。他直接向上司施密德汇报工作情况，而施密德关心的只是每年年终前能不能完成十六起凶杀案破案的任务指标。所以，利普兰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酒吧和码头出没，和任何能给他提供消息的人喝上两杯——这些人包括小流氓、记者、流浪汉、联邦探员，等等，任何能让他了解那些黑帮大佬近况的人，而利普兰泽对黑道的研究可谓专家水平。最后，我终于明白，也许正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才总是闷闷不乐吧！
我手里还拿着他送来的信。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
“有三页案子的报告，还有不少尸体的照片。”那三页纸是现场警察的情况汇报，我曾经和这些警察直接谈过。还有警局法医熊谷医生的解剖报告，熊谷是个个头矮小、长相奇怪的日本人，像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宣传画里直接跳出来的一样，他有个外号，叫“不痛”，是个很难应付的人。如果他要上庭作证，没有哪个检察官不向上帝祈祷的。
“结果怎样？到处都发现了精液吗？”
“只有在阴道里。她死于头骨碎裂引起的大出血，从照片上看，像是被掐死的，但‘不痛’说她的肺里其实有空气，凶手肯定是用什么东西打了她的头。‘不痛’也不清楚凶器是什么，不过他说，作案工具很重，而且很硬。”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她的公寓里寻找凶器？”
“我们把那里都翻遍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明显不见了？蜡烛台？书夹？”
“没有！我已经派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彻底搜查过了。”
“那么。”我说，“这个凶手就是有备而来了。”
“有可能，或者是他把凶器带走了。我不敢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有备而来，看起来，他打她只是为了要制服她，没想到把她给打死了。我认为——你看到照片之后也会这样认为——他用来捆她的绳子，打的是活结，还有，他还曾经试着压在她身上，这些应该都只是想让她安静下来。”利普兰泽说，“他原本只想强奸她。”
“有意思。”我说。
“很有意思。”利普兰泽说，“这个凶手非常有意思。”我们都沉默了片刻，他继续说，“我们在她手臂和手掌上没有发现擦伤，什么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卡洛琳被绑起来的时候，她并没有挣扎过，“瘀伤在后背右边，应该是凶手从后面打她的地方，是先打了她然后再把她绑起来的。只不过奇怪的是，他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把她弄死，变态杀人犯一般应该都是很残忍的。”
这我就不知道，我耸了耸肩。
我从信封里最先拿出来的是照片。照片很清楚，彩色的。卡洛琳的公寓在河边，原本是一座仓库，后来被改建为阁楼式公寓。她用中国屏风和厚重的挂毯把最外面的大房间隔开了，整间房子的风格很现代，但也有一些优雅、经典和古朴的装饰，她被杀的地方是在厨房外面的客厅。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是整个公寓的全貌，客厅里的咖啡桌上铺着一块厚厚的绿边玻璃，桌子的黄铜支脚已经掉了，一个矮脚凳也倒在地上。总体上，我还是同意利普兰泽的观点，这个案子和我所见过的其他案子相比，确实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地板的厚绒地毯上有一块血迹，形状像一大片轻柔的云朵。我抬起头，后面就是尸体的照片了，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看。
“‘不痛’还说了什么？”我问。
“这个凶手放的是空弹。”
“空弹？”
“是，你会感兴趣的。”利普兰泽努力回忆着熊谷医生关于精液的分析结果。精液基本没有渗出阴唇，也就是说，在发生性关系之后，卡洛琳可能就没再站起来，这也是我们认为她被强奸和谋杀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四月一号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是七点过一点儿，熊谷认为，死亡的时间大概在九点左右。
“十二个小时之后，尸体才被发现。”利普兰泽说，“‘不痛’说，通常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应该还能在输卵管或子宫里发现一些活性的精子。但这个人的精子没有一个活性的，什么都没有。‘不痛’认为，这个人应该没有生育能力。”利普兰泽刻意强调了最后几个字，“他说，这可能是之前得过腮腺炎引起的。”
“所以，我们找的是一个没有小孩而且曾经得过腮腺炎的强奸犯？”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
“‘不痛’说，他会提取精子的样本，送到鉴证科化验，也许他们能分析出更多的东西。”
我一想到‘不痛’要去探究高等化学的领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好点的法医了吗？”我问。
“不是已经有他了嘛。”利普兰泽故作无辜地回答。
我又叹了一口气，翻了翻熊谷的报告。
“采集到什么其他人体体液了吗？”我问。不同血型的人分泌的体液也各有不同的类型。
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报告拿过去看了看，“有。”
“血型？”
“A型。”
“啊。”我说，“跟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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