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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伦把头伸进房间。
“我刚刚正在跟拉斯迪说。”雷蒙德告诉他，“我一开始就不应该继续参选，我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他是新面孔，又是事业有成的检察官，不是政治圈里的人，本应该是大有希望的。你认为呢？”
“嘿。”拉伦法官说，“你再接着说，我很快就会同意你的观点。”
我们都笑了。
拉伦汇报了他同尼可那边协商的结果，而和他协商的人正是汤米·莫尔托，他今晚作为尼可重要的第二副手，又重新出现了。他们不想在今晚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而是希望安排在明天早上。
“早上十点。”拉伦说，“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连我的意见都没问一下。他还说，请确保只有雷蒙德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小人，还那么神气活现的，你说呢？”拉伦花了好一会儿才平息自己的怒气，“你现在就应该给尼可打电话，说你不干了。当然，还是要等你自己准备好以后。”
雷蒙德把拉伦手中的威士忌拿过去，喝了一大口。
“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
看来一切到此为止了。我不想再听下去，回到了舞厅。
在吧台附近，我碰到了乔治·梅森，他是雷蒙德的一个老朋友。他已经喝醉了，周围的人群把我们俩推来挤去。
“好多人啊！”他对我说。
“他在职期间工作很出色。”乔治说，“你们都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们确实为他感到骄傲。”我说，“我反正是的。”
“所以，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去当私人律师？”
“可能会做一段时间吧，我猜。”
“会接刑事案件吗？”
我告诉乔治，有可能，我会看看再说。乔治给了我他的名片，让我有空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认识一些人，我可以去找那些人谈谈。
二十分钟后，雷蒙德来到了舞厅。电视台的记者们冲到他前面，纷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聚光灯、麦克风，让人都快看不到雷蒙德的脸了。雷蒙德一边微笑，一边挥手。他的两个女儿和他一起站在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奏爱尔兰的吉格舞曲。雷蒙德说了三遍“谢谢大家”，才让人群安静下来。就在这时，一个人抓住我的胳膊，是利普兰泽。他大概是挤过了重重的人群才找到我，看上去一脸不高兴。舞厅里有人跺脚，有人尖叫，有人吹口哨，有些站在后面的家伙还开始跳起了舞。噪音太大了，我们没法谈话。利普兰泽做了个手势，让我到外面去说，我跟着他朝出口走去。没想到一走出来，外面竟然是一条小巷。利普兰泽走到了一个路灯下面，停住脚步。他面沉似水、忧心忡忡，太阳穴旁边的汗滴在路灯下闪闪发亮。从我站的地方，可以听见雷蒙德在舞厅里面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具体内容。
“这太奇怪了。”利普兰泽说，“警局里很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他说，“但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接到通知，说让我明天早上八点去莫拉诺的办公室接受问话，问话的人是莫尔托，这就是通知的全部。不是去谈话，不是去讨论，是去接受问话，像要调查我一样。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晚上回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施密德已经拿走了我这里所有关于卡洛琳的档案资料。他们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施密德。”
“似乎他们不再让你负责这个案子了。”
“好像是这么回事。”他说，“还有一件事。我是在五点之前就已经在北区分局了，这个通知是我六点半左右收到的，你看我在那边找到了什么。”
他把手伸进外套里的衬衫口袋，拿出四五张资料和文件的复印件。案子的编号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三十二区分局丢失的那一份档案。第一张纸上是案子封面的复印件，上面写着：对尼奥·威尔斯的公诉书。罪名是公众场合行为不端，时间是九年前七月的一天，结果是法庭宣布撤销起诉。
“终于找到了。”我大声说。
“看这一页。”利普兰泽对我说。那是一张判决记录。在本州，被告如果只是犯了很轻的过错，那么他只要在一张保证书上签名，就可以免交保释金，获得释放。但他必须保证，如果再犯，愿意支付按照法律规定不少于五千美元的罚款。从这以后，他必须不能再犯任何错误，并且每周要通过电话向法庭的保释官汇报情况。从尼奥的判决记录来看，他要汇报的人正是卡洛琳·波尔希莫斯，记录上还写着卡洛琳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等等，还有更精彩的。”他把最后一张纸扯出来，是一张法庭记录的复印件，即撤销该案的登记表。最上面，用大字写着“撤案决议”。签署决议的是在任的检察官——“金德区检察长，雷蒙德·霍根”，他的名字印在表格的最下方，处理该案的检察官还要在空白处签名，一开始，我没有看清那个签名写的是什么。后来，我看清楚了，是“莫尔托”。
利普兰泽和我站在街灯下，愣了一会儿，然后又去看那张纸，我们都没说话。从酒店里传来一阵巨大的欢唿声，然后又听到乐队开始演奏了。“是《爱尔兰人的笑眼》那首歌。”看来，雷蒙德已经接受了失败的命运。
我想安慰利普兰泽。我告诉他，坚持下去，目前还不能确定什么。
“你拿着这个。”他把那些复印件从文件夹里都拿了出来。
我朝舞厅走回去。利普兰泽一个人走了，他走过巷子里的垃圾桶和残砖废瓦，走进了一片漆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