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无罪的罪人），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斯特恩思考着的样子就像在追着一缕烟雾，或是在观察慢慢被拉长的影子。他的口音让他把“一定”两个字强调得恰到好处，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他抽了口烟。
“你在家照顾小孩的时候，一般都干什么？”他问。
“工作啊，看看起诉书、案件资料什么的。”
“那你一定会经常给其他检察官打电话，商量商量案情了？”
“有时会。”
斯特恩说：“你有时会需要问他们一些问题，或是约一个开会的时间。在这么多电话记录中。”斯特恩拍了拍文件，“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电话，是你打给除卡洛琳之外的其他检察官的。”
我不断点着头。
“还有很多种可能。”我说，“那个月，我记得卡洛琳在办一个大案子，我打给她是想了解一下她的工作进度。”
“很好。”斯特恩说。他又看了看谋杀案当晚我的电话记录。他咬紧嘴唇，看上去有点烦恼。
“七点三十二分之后就没有任何电话了。”最后，他指着那条记录，终于开口了。
换句话说，电话记录不能证明我在那之后还在家里。
“不妙吧？”我说。
“确实不妙。”斯特恩终于大声说，“那天晚上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摇摇头，我记得应该没有，我知道我目前的处境了。
“我会好好想一想。”我说。我把四月一号的电话记录拿过来，又研究了很久。
“这些东西能不能做手脚？”肯普问，“就是这些电话记录？”
我点点头。
“我也在想这个。”我说，“检察院拿到了电话公司送来的电话记录复印件，某个检察官或是其他什么人，想做点手脚，完全可以把某条记录剪掉，再贴上去，重新复印一份，没有人能看出问题来。”我又点点头，看着肯普，“这些东西确实是可以伪造的。”
“那我们应不应该继续查一下？”斯特恩问。他的语气中是不是带有一点点指责的味道？他看着自己衬衫袖子上的一截线头，但当他的眼神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时，我却感觉就像镭射激光一样犀利。
“可以考虑一下。”最后，我说道。
“嗯，嗯。”斯特恩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的表情非常严肃，他指着肯普，让他作一下记录，“我觉得，在州检察院那边的证据尚未定论之前，我们暂时不应该往这个方面查。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们对这些文件记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而最后又发现这种怀疑是错误的。”他这番话虽然是对着肯普说的，但显然，是要让我明白其重要性。
斯特恩又伸出手，拿来了一沓文件。他看了看表，那是一块超薄的瑞士金表。我的传讯四十五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斯特恩要提前到达法庭。他建议，我们抓紧时间把证人的情况简要说一说，我大致说了我看完证人名单后的想法。我说，莫尔托和尼可暂时还没有提供任何证词，但另外两个证人，也就是我的秘书尤金妮亚和雷蒙德已经给出了证词。斯特恩心不在焉地让肯普再起草一个申请，他已经把他龟壳的半框眼镜戴上了，认真看着证人的名单。
“你的秘书。”他说，“我倒是不担心，原因我过一会儿再告诉你。老实说，我担心的是雷蒙德。”
斯特恩说到这里，我倒是很吃惊。
“有些证人。”斯特恩解释道，“尼可是一定会让他们上庭的，无论他们对他多么不利。拉斯迪，你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比我更清楚。利普兰泽警官就是一个例子，在选举结束后的那一天，莫尔托找他问话时，他就非常坦诚地说，是你让他不要去查你家的电话记录的。这一点对检方很有利，所以，无论利普兰泽上庭后说你多少好话，尼可也一定会让他上庭。而另一方面，雷蒙德作为证人，我认为，应该不是那种检方会很喜欢的证人。所有的陪审员都认识他，大家都很信任他，让他出庭作证检方冒着很大的风险，除非……”斯特恩停了下来，又拿起了自己的雪茄烟。
“除非什么？”我问，“除非他的证词是对我不利的？我不相信雷蒙德会对我落井下石。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二年。再说，他能说些什么呢？”
“说什么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我猜，他是要去证明选举后那一天你在他办公室里说的那些话。我原本以为，如果尼可非要挑一个证人的话，他会去找梅可，至少她过去这十二年来还不算是尽人皆知的大人物。但另一方面，如果雷蒙德作为尼可政治上的对手、作为你十几年来的好朋友和好上司，都站在了检方那边，那结果真是非常不乐观。你和我都知道，就是这种细微之处，才往往改变了一个案子的走向。”
我直直地盯着他，“我不这么认为。”
“我明白。”他说，“有可能你是对的。或许我们遗漏了什么地方，如果能知道雷蒙德会说出什么样的证词，那这些遗漏的地方可能就清楚了。不过。”斯特恩想了想，“雷蒙德会愿意见你吗？”
“为什么会不愿意？”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吧！他现在在哪里？”肯普想到了雷蒙德现在可能在的地方，包括六家律师事务所、全国律师联盟，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团体，这六家事务所是欧葛来迪事务所、斯坦伯格事务所、马可尼事务所、斯里波维奇事务所、杰克森事务所，还有琼斯事务所，“我们应该尽快和雷蒙德见一面。”
很奇怪，这是斯特恩第一次说到一件事让我既完全出乎意料，又无法不去思前想后。确实，自从四月的那一天我从雷蒙德的办公室走出来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但他应该有很多自己的事情需要操心：找新的工作，换新的办公室。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他知道，如果我们联系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他的沉默，在我看来，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安全考虑。直到现在，连我都在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新检察官用来陷害我的一场阴谋，因为这确实很像莫尔托的作风。
“如果他已经打算让莫尔托上庭作证，那为什么还要叫雷蒙德呢？”我问。
斯特恩说，从原则上来看，莫尔托很有可能不会出庭。尼可已经多次暗示过，会让莫尔托负责审理这个案子。在同一个案子中，律师不能在辩护的同时又担任证人的角色。但无论如何，斯特恩还是提醒了肯普，说我们应该提出申请，如果莫尔托要出庭作证，那么法庭方面应该撤销他律师的身份。如果无意外，这将会给检方一个措手不及，而我曾经对莫尔托说过的那句话也就不能作为证据了。斯特恩和我都觉得尼可不太可能会把那句话真的搬上法庭，但它确实对我很有杀伤力，所以，我们最好先发制人，免得到时候被动。
斯特恩往前探过身。“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他说，他举起那个女佣的证词，她在证词中说，她曾经在卡洛琳被杀之前没多久的那个晚上，看到我坐在从尼尔林开往市区的公交车上，“尼可让她来说这些话，到底是想证明什么？”
“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我解释说，“我敢肯定，莫尔托查过了。那天晚上，巴巴拉开车出去了，所以，我必须以别的方法去卡洛琳家，那就是乘坐公交车了。我敢打赌，他们至少让警察在尼尔林的公交车站蹲点了一个星期，才找到这个认出了我照片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斯特恩说，“他们显然承认了巴巴拉当天晚上确实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相信是她开走了你们家的车，她们大学附近发生了好几起深夜抢劫案，女人一般都不会深夜自己一个人乘坐公交车的。但他们为什么会相信的呢？检方应该不愿意承认被告居然是坐公交车去杀人的，听起来怎么都不像那么回事。他们一定查了出租车公司和租车公司的记录，什么都没有找到。我猜，他们也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巴巴拉当晚确实是不在家的。”
“大概是她学校的进出记录吧。”我说，奈特和我曾经去过她的办公室，“计算机上会显示她使用机器的时间，而且她一到办公室就使用计算机。”
“哦。”斯特恩说。
“那是什么时候？”肯普问，“不会太晚吧？她应该知道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你在家啊，或者至少在她出门的时候，你是在家的，对不对？”
“嗯，她登录计算机的时间应该是八点，从家里出发的时间大概是七点半，最迟也就是七点四十左右。”
“那奈特呢？”斯特恩问，“他那天什么时候睡觉的？”
“差不多也是那时候，一般巴巴拉在出门之前都会先把他哄上床。”
肯普问：“那奈特睡觉以后会经常起来，还是睡得很沉？”
“睡得很沉。”我说，“但我绝对不会趁他睡着，就留他一个人在家里。”
斯特恩轻轻咳了一下，我明白，我们没法证明这一点。
“不过。”斯特恩说，“这些情况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根据布兰迪法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检方所掌握的全部证据。”这个法则是说，如果检方知道了某项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的清白或是能够减轻他的罪行，那么检方必须向被告告知，“我们必须再提出一项申请，要求查看他们所有的证据，言辞要激烈，语气要愤怒。这也交给你了，拉斯迪。”他微笑着说。
我记下了。我告诉斯特恩，只有一个证人我还想说一说，我指着罗宾森的名字。
“他是一位心理医生。”我说，“我去见过他几次。”我敢肯定，把我的心理医生列为证人一定是莫尔托搞的鬼，但他这一招确实戳到了我的痛处。我以前也曾经对别的被告做过同样的事，这一举动就是要让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生活的各方各面。上个月，莫尔托调查了我的银行账户记录。那家银行的行长是巴巴拉已逝的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现在我去银行，他连看都不敢看我。毫无疑问，莫尔托是从我的账户记录中找到了罗宾森的名字。
我说完这话，斯特恩的回答倒是让我出乎意料。
“是的，罗宾森医生。”斯特恩说，“他在起诉书下达后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忘了跟你说了。他在报纸上看到我是你的代理律师，他说他打电话来只是想让我知道，他已经被列为证人，警方想找他问话，他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是不想烦你。无论怎样，他告诉我，他哪怕是上庭也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你的证词，因为他要遵守医患之间的保密协议。我反复确认了这一点，然后告诉他，我们会在庭上提出反对意见。”
“反不反对都无所谓。”我说。我不在乎，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切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插曲。
“作为你的律师，我命令你，你不能无所谓。尼可和莫尔托绝对是希望我们在庭上表示反对的，他们认为，这个医生大概会说，以你的精神状况，不太可能会犯下杀人的罪行，但如果我们提出反对，反而显得自己心虚了。”
“我敢打赌，医生肯定会那么说的。”
“还有一件事。”斯特恩说，“我之前说过了，这个案子里，犯罪动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认为你对尼可思路的总结很到位。你也说了，拉斯迪疯狂地爱着卡洛琳，无法释怀。但你看过尼可送来的这些资料后，你告诉我，这里有证据能证明你和卡洛琳之前发生过性关系吗？就凭几个电话？那有可能是为了商量公事。这里没有你们双方任何人的日记，没有送花时的卡片，也没有情侣之间的书信往来。这大概是他们让你的秘书上庭作证的原因，要让她补充一些关于你们之间关系的信息，不过我猜，她也说不出什么。”
“她确实说不出什么。”我说。斯特恩是对的。作为一名检察官，我居然没有看出这个大漏洞。但有时，当你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证据时，就是很难洞察一切。不过，我还是压住了自己放松的心情和重新点燃的希望。我不敢相信尼可会在这么大的问题上出纰漏。我指着电话记录单，“去年十月下旬，有几个从卡洛琳家打到我家的电话。”
“是吗？那又怎样？你在那个月之前刚刚接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案子虽然结束了，但肯定还有很多需要跟进的地方。我还记得，案子中关于那个男孩的监护权问题，还有不少争议，那个男孩叫什么来着？”
“温德尔·麦克加芬。”
“对，就是温德尔。你是副检察长，上班的时候很忙，可能忘了这些事，所以才会在下班后和卡洛琳通过电话讨论。”
“那么，我为什么不让利普兰泽去查我家的电话记录呢？”
“这确实比较难解释。”斯特恩点点头，“不过可以这么说，一个完全清白的人会下意识把自己排除在嫌疑对象之外，所以，才不想让已经很忙碌的警察浪费时间。”他这样一说，我仿佛是被施了什么魔法一样，立刻释然了。
“那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呢？”我又问。我猜，她出庭作证一定是要说曾经在卡洛琳家附近见过我。
“你和卡洛琳当时在一起办案子，有很多事需要一起讨论。当然，如果你不想待在令人压抑的办公室，还能去哪呢，总不能去你家吧。我们并没有否认你曾经去过卡洛琳家，我们也承认，毕竟，玻璃杯上有你的指纹。”斯特恩露出一个颇有拉丁风情的微笑，很有深意。他的辩护词在逐渐成形，而且还很有说服力，“还有。”斯特恩说，“尼可现在不能给你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妻子打电话，所以，他会面对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拉斯迪，我敢肯定，金德区的每一个律师都在怀疑你和卡洛琳之间的婚外情，但这些流言蜚语在法庭上是没有效力的。检方又没有任何证人可以确切地证明这一点，所以，他们找不到你犯罪动机的证据。我是抱着很大希望的。”斯特恩说，“不过你的证词，是个问题。”他用他那双深邃、严肃的大眼睛迅速和我对视了一眼。他说的，是我是否要上庭作证的问题，“但这是以后的事了。毕竟，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提出质疑。所以，当尼可总结陈词时，我们要让陪审团感觉到，你有可能只是因为各种巧合，才背上了杀人的黑锅。”
“或者让他们感觉我是被陷害的。”
斯特恩是一个理智而审慎的人，我的这句话让他流露出了严肃的表情，他显然并不希望让我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他看了一眼手表，快到我们上场的时间了。我伸出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
“如果我告诉你，卡洛琳一直在查检察院内部的一桩受贿案，你有什么想法？而且，涉案的检察官就是莫尔托。”
斯特恩半天没有回答，他的表情很紧张。
“你详细说说。”
我告诉了他关于*类档案的事。我解释说，这应该是属于机密，直到现在，我还不是很想把这件事说出来。
“那么，你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我离开的那一天就停止了调查。”
“我们必须想个办法继续查下去。如果是平时，我会建议找个私家侦探来。不过，你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想法。”斯特恩掐灭了雪茄烟，他小心地把烟头按下去，有那么一瞬间甚至是有点虔诚地盯着烟头，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穿上外套，“拉斯迪，我们想出来的攻击检方的策略很好，但有没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之前说到的那些事，比如你和尼可在政治上的对立，你曾经开除过他的事实，都是一些能够影响到他信誉的因素，这些事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检方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匆匆提起诉讼。但如果我们真要冒险对检方提出质疑，那首先必须非常谨慎地考虑清楚。你也知道，通过质疑检方的起诉动机而打赢官司的先例，少之又少。”
“我明白。”我说，“你放心。”
“那好，我也明白了。”
“只不过。”我说，“我总是认为，这一切不仅仅只是一个巧合。”突然，我涌起了一种冲动，我终于说出了之前自己的自尊一直不允许自己说出的那句话，“斯特恩，我真是无辜的。”
斯特恩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手背，他也只能这样了。他的表情很深奥，还有点悲伤，但仿佛是很有经验的那种悲伤。当我看到他的眼神和表情时，我明白了，斯特恩作为全市最好的辩护律师之一，大概已经听过太多次这种发自内心的坦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