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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 看看我又看看暴雨
雨越下越大 闪电湿淋淋地垂下
青鸟 突然飞去 朝着暴风雨消失
一阵寒颤 似乎熄灭的不是那朵火焰
而是我的心灵
——《避雨的鸟》节选<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05Q53.jpg"/>于坚
1954年8月生于昆明，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着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便条集》，长诗《0档案》，随笔集《棕皮手记》、《人间笔记》、《众神之河》等。现居昆明。
毫无疑问，于坚已成了一面“旗帜”，套用娱乐圈颁奖晚会上的一个流行词，是“实至名归”，像歌坛的刘欢。我不知道于坚本人是否喜欢这个类比，因为据我了解，他更欣赏崔健。1994年，于坚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怀念崔健》，文章中谈到了两人的几次交往，并指出了两人作品内涵的一致性，比如于坚有一句诗“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崔健的一句歌词则是“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内涵何其相似。
因此，在于坚看来，“崔健直到今天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歌手之一……他的歌不是歌词，而是来自音乐本身”。这句话其实也可以作为于坚的自况，但于坚比崔健更“坚挺”，90年代中期后，崔健的锐气一日不如一日，而于坚的棱角则日益峥嵘，无论是才智还是日常表现，都堪称中国文坛少数几个能够贯穿80年代到新世纪诗坛的重要人物。
一
1954年8月，于坚出生于昆明，父亲是机关中层领导干部，母亲是中学教师。于坚从童年到青年时代一直跟着外祖母，直到她逝世。在于坚心目中，外祖母是他最敬重的亲人，虽然她是个文盲。在回答诗人乌蒙的提问时，于坚这样谈及她的外祖母：“我如果说我父母给我知识分子的教育的话，我外祖母则给我民间草根的自然教育。她给我的是第一的教育，道生一的教育。她的教育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如果说，孔子、老子们是有文的教育的话，在我外祖母这里则是无文的。”
上小学的时候，于坚就阅读了包括《三国演义》等古典名着在内的大量书籍，还背诵了整本《新华字典》。“文革”前夕，于坚的父亲悄悄地烧掉了许多藏书，只留下马克思着作和《鲁迅全集》，但于坚却非常善于寻找“漏网之鱼”，通过各种方式找到并阅读了不少古代经典作品，比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左传》，甚至还包括《论语》，尽管那个时候他根本看不懂孔夫子的这部巨着。
喂养少年时期的于坚的除了少数能够接触得到的古典文学和鲁迅着作，还有大量非文学的“读物”。这些“读物”包括报纸、反右材料、传单、缝纫机使用说明书、*脚医生手册、新华字典、小人书、大字报、招牌、启事、标语、通知、小字条、地下流传的禁书、领袖语录、厕所里黄色留言、枪毙犯人的布告等等。
于坚12岁时，“文革”开始。于坚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冲进家里把父亲带走的场景，但当时于坚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反而很兴奋，以为可以加入全社会的狂欢。“大街上天天锣鼓喧天。游行，我跟在队伍后面捡传单。后来大字报贴到我家门口，我父亲被挂了黑牌，我还很得意呢，这个意味着他很重要嘛。我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觉得那不过是大人的某种游戏。后来，我父亲被流放了，一夜之间头发全白。我去流放地探望他，说他头发白了，他还不高兴，不相信。我一直很奇怪，后来恍然，那里没有镜子。我父亲被流放后，我继续玩，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光，不上课，没有任何人管我们了。我的自由精神是生活培养的，不是从书本上学习到的‘自由意志’。”（《答乌蒙问》）
很快，于坚就意识到事情不大对头，一天，父亲的两个同事趾高气扬地来到于坚家里，软硬兼施，要于坚揭发父亲在家里的反动行为。这个情景，在2001年6月被于坚记录进了一首诗中：
1966年冬天
两个大人来到我家 他们
不是警察 是父亲单位的
革命同志 要我揭发
爸爸 在日记里写下了些什么
他思想反动 暗藏在我们的
队伍里 昔日的战友说
我一直都叫他们叔叔
在春天的楼梯上 掏出
一大把牛*糖 给我
像俩头可以信赖的*牛
那样微笑着 还摸摸孩子
肩膀上 正在天天向上的头
突然间 草原崩溃 露出了
暗藏在草根里面的铁蹄
——《往事二三》节选
在那一瞬间，于坚对这两个以前时常到自己家串门的叔叔感到了陌生，他以沉默作为反抗。父亲朋友对友情的背叛，深深地渗入于坚的思想，多年以后，于坚在另一首诗里专门描述过这种阴险而易碎的“友情”。关于那首诗，稍后会提及。
“文革”期间，于坚没有停止自己的阅读。“在1973年左右，开始大量地阅读西方以及俄罗斯的18世纪、19世纪文学，我说的大量是有一本读一本，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那些书都是前几页已经不知所终，书皮是肮脏的牛皮纸，我记得那时候读书，最头疼的就是要猜开头，后来我发现对经典来说，没有开头也无所谓，中间撕掉几页也不影响。像《红楼梦》，读20页也可以知道它的伟大，像《论语》，瞟一句也可以受用终生。早年，《鲁迅全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对我影响很大，在人生观上，我接受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张映光：《于坚：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1975年的一天，于坚骑着自行车经过昆明市华山西路，遇到一个男子，手里拿着两本小书，表示要卖，又担心被人揭发，显得畏首畏尾，鬼鬼祟祟。于坚把书拿过来一看，是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园丁集》。此前于坚从未听说过泰戈尔的名字，但只读了几页，就被彻底征服。问那人价钱，对方回答说3元，而那本书的定价是1角5分，整整翻了了20倍。当时于坚在工厂上班，每月工资才15元，但于坚毫不犹豫地将《飞鸟集》买下来。这是于坚有生以来买下的第一本堪称“昂贵”的图书。回家读完后，又转给朋友们读，由于大家都很喜欢，便有朋友将书中内容刻了蜡版，油印了十二份，人手一册。
很多年以后，于坚提起此事，仍然激动而自豪：“我相当幸运，当我21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他充满神性地歌颂了自然，万物有灵，那正是云南高原给我的心灵经验。云南是一片原始淳朴的土地，各民族的部落中住着众神，河流高山森林百兽都是神的化身，就是‘文革’时代高音喇叭的喧嚣也不能将它们驱除，它们已经来到在我年轻的心中，直到我读到泰戈尔的诗，它们才在我的心灵中出场显身。泰戈尔是诸神的使者。”（《诸神使者泰戈尔》）
由于阅读的广泛，1980年于坚进入大学读书，老师给学生开列书目，于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读过了。
然而，并不是因为广博的阅读才造就了今天的着名诗人于坚，早在考上大学的很多年前，于坚便开始了自己的“涂鸦”。1971年，于坚就开始了古体诗歌的写作，虽然最终没有坚持下去，但这种训练也不是毫无意义，至少它锻炼了于坚的诗歌语感。
1975年，于坚坐在工厂里的一堆废钢材上吃午饭的时候，读到了抄在信笺上的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激动，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阅读过了前面提到的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他的心目中没有“中国诗坛”这个概念，他的抱负和视野要广阔得多。在于坚看来，《相信未来》还不如自己的朋友曾立的诗歌。
1976年，于坚与朋友在工厂办了个大字报专栏，纪念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并写了一首普希金式的诗歌。随后，于坚开始了自己的比较正式意义的创作，他的手抄本作品集已经在部分朋友和大学生之间传阅。1979年，于坚在昆明的一个地下诗歌沙龙里读到了北岛等人编印的《今天》，激动不已。当时他参加了昆明一个文学刊物《地火》的活动，首次在人群前朗诵自己的诗歌。朗诵完，在场十几个人同时热烈鼓掌，于坚这才发现自己的诗歌竟然有这么多人喜欢，对写作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二
于坚考了三次大学。1977年，于坚参加高考，据说语文成绩在昆明排名第二，但体检时因为幼时注射链霉素过多所导致的耳疾，没通过体检而未被录取。1978年，于坚再次参加高考，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被昆明师专（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录取，但害怕体检而没有去。1980年，于坚第三度参加高考。这次于坚学乖了，请一个朋友顶替自己参加体检，顺利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个时候，于坚已经26岁，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几个学生之一，而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17岁。
读大学之前，于坚一直是工厂的工人，干过铆工、电焊、搬运、农场工、宣传干事等工作，算起来只读过六年书——五年小学和一年初中。考大学时，外语和数学都只得了几分，能够考上，主要得益于语文和历史的高分。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有从地狱奔天堂的感受。”在吴怀尧对于坚的访谈文章《写诗取悦世界》中，于坚这样回忆他那一阶段的心理历程，“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曾经只想当个优秀的工匠，在工厂我一开始最想当的是木匠，我喜欢木头。后来开始写诗，很向往传说中的大学，大学关门多年了，在民间已经成为圣地，在中国，大学其实就是文庙。有时候听父母偶尔谈起他们的大学，很是向往，他们很自豪，仿佛藏传佛教里的出家人一样。……进大学我真的有摆脱地狱的感觉，还经常做噩梦自己又回到了车间”。
尽管在当地年轻人中已小有名气，而于坚第一次在国内的公开刊物发表却是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12月。那个刊物是昆明的《滇池》，发表的诗歌的标题叫《记忆》。在此之前，于坚只在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油印文学刊物《犁》上发表过一首《滇池月夜》，诗歌的后半部分有这么几句：
绕进那静静的苇丛
惊醒了夜鸟的睡梦
扑腾着打起翅膀
分不清海水天空
现在看不见海岸
我划着孤独的小船
世界在我的心中
生命在我的桨上
一个系领导读了这首诗后，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于坚，认为一个大学生不应该有如此阴暗的心理。不久后，《犁》被勒令停刊，创办刊物的几个师兄在毕业时被分配到一些没有人愿意去的单位。
真是祸福相依，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于坚第一次读到了里尔克的诗歌。班里有人带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来参加会议，这书在同学中传阅，每人只看几分钟就被别人抢走。传到于坚手上时，于坚马上翻开诗歌部分，当看到陈敬容翻译的“里尔克诗文选”时，被深深吸引，在那一瞬间，于坚神游物外，忘记了那位系领导的批评。这本书传着传着，传到别班，竟然失踪了。此后，于坚开始大面积地接触西方现代派作品。罗伯·格里耶、罗曼·罗兰、杰克·伦敦、爱伦·金斯堡、毕肖普、艾略特的着作都曾伴随过这个如饥似渴的年轻人度过无数个日夜。
大学四年，于坚最喜欢的课程是写作课，从他的第一篇作文到写作课结束，几乎每次都是全班最高分。缘于对文学的喜爱，于坚偏科严重，读起书来不分场合。有一次，于坚在古代汉语课上开小差，偷看斯宾诺莎的《论法的精神》，被老师发现，老师随口甩出一句“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朽木不可雕也”，全班同学“幸灾乐祸”地大笑不止。这段往事，至今仍时常被熟知者提起。
1983年，于坚开始在《诗刊》等刊物发表作品。他的组诗《圭山组曲》在当时非常着名的《飞天》杂志发表，后来，这组诗获得了该刊的“大学生诗歌奖”，从而使他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为人所知。同年，于坚在云南大学创办“银杏”文学社，编辑油印刊物《银杏》。文学社成立那天，包括当年勒令《犁》停刊的那个系领导在内的许多老师都来祝贺。大家一起讨论、唱歌，好像以往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不久后，于坚又与“尚义街六号”的朋友吴文光、李勃、费嘉、朱晓阳（《尚义街六号》中的朱小羊）、陈卡（《尚义街六号》中的老卡）等人一起创办油印刊物《高原诗辑》。
那个时候的于坚，已经在青年诗歌界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并开始参与在中国各大学兴起的“大学生诗派”的活动。由于创造力出众，于坚被当年非常着名的《大学生诗报》称作“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并通过这份刊物与后来被称作“第三代”的诗人建立了联系。1984年，诗人封新城在兰州大学办一个叫《同代》的油印刊物，发表了于坚、韩东、海子等人的作品。于坚与韩东，这两个后来的“第三代”巨头自此相识。
三
1984年，于坚和韩东开始酝酿一份民间杂志，于坚在给韩东的信中为这份即将出现的杂志取了十多个怪异的名字，甚至包括“红皮鞋”和“牛仔裤”，最后，韩东给这个杂志取名为“他们”。第二年三月，《他们》推出创刊号，印数200份，所需经费由全体同仁集资。为了避免麻烦，刊物不设主编，而是取了一个虚拟的名字“付立”作为名存实亡的“主编”。
在我们习见的刊物“卷首语”位置，《他们》第一期目录前的“卷首语”是一首非常奇特的诗，诗歌的每一句都是对“他们”成员的调侃性描述。对子虚乌有的主编“付立”的描述是“有人断言南京付立会让你们大吃一惊”，关于韩东的是“南京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关于马原的是“西藏马原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童（当时笔名为阿童）的是“阿童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此而已”，于坚的则是“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这句话来自于坚的诗歌《作品39号》：
大街拥挤的年代
你一个人去了新疆
到开阔地去走走也好
在人群中你其貌不扬
牛仔裤到底牢不牢
现在可以试一试
穿了三年半 还很新
你可还记得那一回
我们讲得那么老实
人们却沉默不语
你从来也不嘲笑我的耳朵
其实你心里清楚
我们一辈子的奋斗
就是想装得像个人
面对某些美丽的女性
我们永远不知所措
不明白自己——究竟有多憨
有一个女人来找过我
说你可惜了 凭你那嗓门
完全可以当一个男中音
有时想起你借过我的钱
我也会站在大门口
辨认那些乱糟糟的男子
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
抱着三部中篇一瓶白酒
坐在那把四川藤椅上
演讲两个小时
仿佛全世界都在倾听
有时回头照照自己
心头一阵高兴
后来你不出声地望我一阵
夹着空酒瓶一个人回家
《作品39号》作于1983年，是于坚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于坚的“作品X号”系列中的翘楚。作为中国新时期较早关注“人”本身的诗歌，它体现了一种有别于“朦胧诗”的平民视角，把诗歌的重心从“朦胧诗”的政治、国家与民族拉回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之中，给读者一种贴近与亲切之感，在当时被称为“生活流”诗歌的代表作品。
从内容看，这是写给一位好友的诗歌，这个朋友要去新疆，诗人在为他欣喜的同时，也有些伤感，于是联想起朋友对自己的种种关心，以及以前的种种交往。
“大街拥挤的年代/你一个人去了新疆”，除了表达现实意义上的人物去向，也有着诗人的清高与自矜，那种不与人同流合污，要和大多数人区别开来的意识，是80年代初期的诗人的写照，哪像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哪里人多就往哪钻，哪里钱多就往哪凑！
那么，这个独自去新疆的人是谁呢？从于坚的另一首诗《尚义街六号》看，应该是朱小羊。在写《作品39号》的同一年，于坚还写过一首《送朱小羊赴新疆》，该诗的前两句和后面两句与《作品39号》异常相似。《作品39号》前两句是“大街拥挤的年代/你一个人去了新疆”，《送朱小羊赴新疆》的前两句则是“他从人群中挤出来/跳上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作品39号》后两句是“后来你不出声地望我一阵/夹着空酒瓶一个人回家”，《送朱小羊赴新疆》的后两句是“我们这群有家的人/在人群中悄悄走散”。
可以说，这是一首“当代赋别诗”，讲述得越琐碎，越见友情之深，在种种细节之中，被叙述者的形象逐渐清晰，跃然欲出。也许，只有口语诗歌才能将这些生活化的情节描述得如此生动鲜活。这样的方式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以于坚、韩东、李亚伟等人为主体的口语诗写作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诗人，直到今天，大量青年诗人的写作仍然处于口语的“光环”之下。
关于于、韩二人的相识过程和《他们》最初的情况，2009年6月，于坚在接受《新民周刊》访问时回忆道：
我和韩东认识是因为封新城办的杂志《同代》，当时封新城在兰州大学。最早是甘肃兰州的《飞天》有一个非常好的编辑叫张书绅，他觉得大学生诗歌很有活力，就在《飞天》上辟了一个大学生诗歌专栏：“大学生诗苑”。我们当时的诗歌作品基本上只能在自己印的民间诗歌刊物上发表，很难进入官方刊物，只有他那个地方愿意接纳，所以全国在校大学生基本上都往那里投稿，那里立刻成为高校大学生写作园地，一面旗帜。我的诗歌比较另类，官方杂志很难发表，许多都发在《飞天》上。发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学校班级写上，比如写“云南大学中文系某某级于坚”，“山东大学哲学系某某级韩东”，这就是通讯地址。我们一看，这家伙诗写得不错，就按照这个地址联系。封新城在《飞天》上看到我的诗，就写信给我，说他要办一份民刊《同代》，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韩东。《同代》给我寄了几份，是一份印刷非常粗糙的刊物，用蜡纸刻的，上面发了我的诗、海子的诗——他的《亚洲铜》就首发在上面，还有陈东东、韩东和王寅。我看了韩东的诗，很喜欢，觉得他对诗的想法和我有共同之处，就开始通信。然后我们开始自己办《他们》。
……每个人的稿子都是现成的，我们都已经写了很多年了。有一大批手稿放在那里。我记得当时每期每个人出96元钱，在当时可不得了。我当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
先是韩东编一期，我编一期，轮流编。结果我们在选稿上就发生分歧。我们当时有分歧就直截了当地写长信表达看法。韩东叫我编第二期，他寄了一批稿子到我这里，我看了以后，不是太喜欢。韩东认为《他们》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阵营，要把有才华的年轻诗人都吸引过来，而我更认同做一本同人刊物的想法。韩东寄来的一大摞稿子，我不喜欢，他又很坚持，我就把稿子退回去了，没编。后来基本上都是韩东编的，可能有四五期，然后是朱文编。
第一期出来后在全国就引起了极大反响，我和韩东被邀请参加当时《诗刊》的青春诗会就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创刊号出版两个月后，同仁们热情高涨，于是趁热打铁，在5月份印行了第二辑，由于第一期大受欢迎，又找到了赞助人，第二期印数由第一期的200份一举增加到3000份。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又出版了7期，各期的印数也不固定，有时只印100册，有是更多一些。《他们》前四期除了发表诗歌，还发表小说，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苏童的《桑园留念》等后来产生影响的小说就是《他们》第一期首发的。从第五期起，《他们》不再发表小说，成为纯诗刊。
1995年秋天，韩东到桂林旅游，我还读到刚出笼不久的《他们》第九期，当时韩东还问我要稿子，我因为胆怯而没有投稿。也幸亏没有投稿——第九期以后，《他们》不再出版。
四
1984年8月，于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文联下属的《云南文艺评论》担任编辑。在此期间，于坚在昆明青年路一间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小房子里，写下了他所有诗歌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尚义街六号》。
这是一首关于青年时代的生活与友谊的诗歌，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阅读时不会遇到丝毫理解上的障碍，抄录如下：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梵高
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
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
他在翻一本黄书
后来他恋爱了
常常双双来临
在这里吵架 在这里调情
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
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
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
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
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
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
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
他常常躺在上边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
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
怎样炒白菜 怎样睡觉 等等
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
外衣比过去深沉
他讲文坛内幕
口气像作协主席
茶水是老吴的 电表是老吴的
地板是老吴的 邻居是老吴的
媳妇是老吴的 胃舒平是老吴的
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
老吴的笔躲在抽桌里
很少露面
没有妓女的城市
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
偶尔有裙子们进来
大家就扣好钮子
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
又不肯弯下腰去
于坚还没有成名
每回都被教训
在一张旧报纸上
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
有一人大家都很怕他
他在某某处工作
“他来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什么也不要讲！”
有些日子天气不好
生活中经常倒霉
我们就攻击费嘉的近作
称朱小羊为大师
后来这只羊摸摸钱包
支支吾吾 闪烁其辞
八张嘴马上笑嘻嘻地站起
那是智慧的年代
许多谈话如果录音
可以出一本名着
那是热闹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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