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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光彩照人的民国名媛步入新中国,性情依旧孤高。在政治挂帅的年头,有朋友建议陆小曼加入民主党派,成为民主人士,陆小曼懒得写入党报告——可人家好心屡次催促,陆小曼烦了就请学生王亦令代笔。
尤其幽默的,当时王亦令已经被定为“右派分子”、“封建文人”,全国也掀起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所谓“交心”,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自我检查、坦白交代。陆小曼不胜其烦,随便讲讲过去的事,也让王亦令去洋洋洒洒发挥。
王亦令知道“运动”的可怕,为恩师“交思想”、“挖根源”、“订出努力方向”,写完后,陆小曼大致看看,就交上去了。结果这份由“右派分子”替“民主人士”包办一切自传与检查,居然层层通过,毫无问题。
陆小曼根本不在乎政治风暴怎么刮,王亦令回忆:她当时虽已进了文史馆和中国画院,每月有津贴,但因医药费用支出很大,像“柯待因”之类都需自掏腰包,再加上她素来手面很大,所以经常捉襟见肘,亟需另辟财源,唯一可能就是译书,凭她的名气,出版社是肯签订约稿合同并且预付部份稿费的,但无论如何你总要交出东西来才行呀,出版社总不能白送你钱。而她一则已数十年不碰文,二则体力到了坐都坐不动的程度,如何伏案翻译?
恰巧这时我还乳臭未干、初出茅庐,有力量动笔,但无名小卒拿不到约稿合同,于是两相情愿合作起来。由她出面向出版社认取选题,由我执笔。我们以合作名义,翻译了泰戈尔短篇小说集以及艾米丽·勃朗苔的自传体小说《艾格妮丝·格雷》,还以合作名义编写了通俗故事俩门豹治河》,只有这后一种通俗小册子还来得及出版,其他翻译小说,译成交稿之后,来不及等到发排,“反右”运动开始了,我有幸戴上“右派分子”桂冠,前约选题自作罢论。
虽然停止了翻译,虽然陆小曼被划为“好人”,而我属于“坏人”,但陆小曼却不懂——或者可以说她不屑讲究“划清界限”那一套,继续与我来往,逢年过节,以及平时烧个什么好莱,总不会忘了叫我去吃。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食物供应紧张,她特别心疼我们……那时,她作为民主人士,每月有若干张文化俱乐部的就餐券。具体有多少张,我记不清了,反正有限得很,但她每到文化俱乐部去,几乎总是把我和乐宣带去同吃。
1961年,与陆小曼相伴多年的翁瑞午病重,临终托付好友赵清阁:“我要走了,拜托多多关照陆小曼,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的。”
翁瑞午死后,陆小曼开始一心一意地作画。她的画秀润天成,赵清阁称其画为“是文人画的风格”,傅抱石也赞扬:“陆小曼名不虚传,堪称东方才女。”
1964年秋10月,陆小曼住进了医院,病因是肺气肿和哮喘。中秋节那天,赵清阁买了几个月饼去看望她,她的鼻孔内插着氧气管,憔悴不堪。她气喘吁吁地对赵清阁说:“难为你想到我,今年我还能吃上月饼,恐怕明年就……”过一会儿,她又低声说:“我的日子不会多了。”
果不出陆小曼所料,当年入冬之后,她的病更重了。勉强挨到1965年的暮春时,陆小曼已经终日咳嗽不止,人益发消瘦了。
有一天,赵清阁又去看她,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不会好了,人家说63是一个关口……最近我常常梦见志摩,我们快……快重逢了!”
赵清阁询问道:“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做吗?”她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希望在死后能和徐志摩合葬,你……能不能办到?”赵清阁为了安慰陆小曼,不假思索地说:“我尽力想办法,你现在养病要紧。”
临终前几天,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副长联,以及她自己的一幅山水画长卷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徐志摩全集》纸样则给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享年63岁。在陆小曼灵堂上,只有一副挽联,跟徐志摩死时几十副挽联并列的壮观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陆小曼过世的时候,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文人敏感,觉出气氛不对,谁也不想落下额外的文字添麻烦,灵堂上唯一的一副挽联:推心唯赤诚,人世常留遗惠在;出笔多高致,一生半累烟云中!
至于陆小曼想葬到硖石徐志摩墓旁的遗愿,却未能实现,赵清阁在回忆陆小曼的文章中提到此事还耿耿于怀:小曼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她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志摩合葬,而这一心愿我也未能办到。我和她生前的老友张奚若、刘海粟商量,张奚若还向志摩的故乡浙江硖石文化局提出申请,据说徐志摩的家属——他与前妻张幼仪生的儿子徐积锴不同意。换言之,亦即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意识不允许!
陆小曼的遗骨埋在了故土,简单的陵墓丝毫看不出主人曾经无限风光,直到1988年,陆小曼的堂侄——台湾的陆宗在苏州东山华侨公墓建造了纪念墓,将陆小曼的遗骨移葬于此,墓碑上书“先姑母陆小曼纪念墓”,墓上还有一张陆小曼年轻时的相片,脸上露着灿烂的笑容;同时建的还有陆小曼父亲陆定、母亲吴曼华的纪念墓。
一代名嫒,至此雨打风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