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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访华当时被称为文学界一大盛事,其实也就新月社一帮人在折腾:当时把持北洋政府的直、奉矛盾不断,孙中山在广州号召北伐,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忙着招生,共产党在北京的机构被查……国事不堪,新月社还在研究“和谐与美”,弄个洋诗人来,难怪被后人诟病。
再说新月社,名字是徐志摩取的,借了老泰的诗歌集《新月集》,最初是1923年梁启超、胡适、林长民、徐志摩等人弄的一个沙龙,谈弄风雅,也偶尔批评政府。
泰戈尔来华的时候,新月社全程接待,徐志摩是贴身翻译,陈西滢也跟着陪同。林徽因、梁思成、陆小曼都有戏份台词,而凌叔华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属于给外宾献花那种龙套角色。
凌叔华如何与这些一线明星攀上交情呢,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她家有钱,花个几百上千银子露几个镜头还是不成问题。
据凌叔华回忆,那年春父亲和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成立“北京画会”,并邀请泰戈尔到他家剪彩,徐志摩、陈西滢也作为嘉宾去了。凌叔华高兴坏了,预定了上百块新鲜玫瑰花饼和藤萝花饼,又专门让人磨了上好的杏仁茶,让一千诗人域家享用得非常惬意。之后,徐志摩、陈西滢就跟凌家混熟了。
凌叔华说泰戈尔对她的人生影响很大:“要成为一个大作家,要读书,但还要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善美、找人生意义、找宇宙的秘密。实在不单单印有黑字的白纸才是书,生活就是书,人情就是书,自然就是书。”
老泰一走,文人盛宴结束,林徽因跟梁思成去了美国,徐志摩如失了魂般落寞,就拿尚是学生的凌叔华当知己。
如果没有陆小曼,也许二人就成了恋人。
凌叔华是内敛温润型,既不像林徽因直率任性,又不像陆小曼活泼明艳,与徐志摩的炽热癫狂虽有交点,却无法融合。再说陈西滢,“西滢”其实是笔名,这哥们儿原名陈源,字通伯(注意,不是伯通),1896年生于江苏无锡,比徐志摩大一岁。据说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幼发愤读书,初中毕业后在表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支持下赴英国求学,读完高中考入爱丁堡大学,后考入伦敦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博士。陈小滢回忆父亲时写道“他在英国读书时,常常没钱吃饭,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就是当时饿出来的。”博士毕业后,陈西滢应蔡元培之聘,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时年26岁。徐志摩的父亲是硖石缙绅,留学英伦自然不缺银子花,但徐诗人是从美国跑到伦敦去的,而且没捞到博士学位,他与陈西滢在伦敦大学相识后一直关系不错,估计陈才子经常找徐诗人蹭饭。徐志摩回国一年后才由胡适推荐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那时陈西滢已经是系主任。
新月社聚会的时候,陈西滢也欣然加入。后来陈觉得新月社天天吟诗作赋也没多大意思,不如弄个杂文期刊,胡适和徐志摩支持老友,1924年底,北大《现代评论》创刊,“新月”与“现代评论社”属于一套领导班子,两帮人马,但热衷于《现代评论》的还有王世杰、高一涵、燕树棠、彭浩徐等人。陈西滢时评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影响,也正是因为他口无遮拦、批评学生运动过激,与鲁迅结下梁子,后来被当成了反动靶子,福兮祸兮,不好评价。
陈西滢和徐志摩均是教授,凌叔华是学生,但年纪相差仅仅两三岁,发生师生恋也就不足为奇了。徐志摩当凌叔华是知己,到欧洲散心将自己心爱的八宝箱交付给她保存。
徐走后,陈、凌二人间羞答答的玫瑰也在静悄悄地开,一千朋友都蒙在鼓里,一来两人均安静闲适,不喜张扬,二来陈是凤凰男,凌是富家女,凌福彭老爷子思想陈旧,总想着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直到1926年凌叔华从北大毕业,两人谈了两年后,陈西滢才鼓起勇气委托几个前辈上门替自己“美言”,丝毫不敢说是提亲,凌叔华也动员了自己的几位老师。
凌福彭不傻,见老友们上门个个东扯西拉最后的落脚点都是“陈源这孩子不错,青年才俊啊”,猜出女儿外向,摇头微笑答应了亲事,还给了28套房子作为嫁妆——均在北平繁华地段,可见凌家财势之大。
凌叔华想请胡适做证婚人,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通伯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
陈、凌两人成婚时,胡适的证婚词是:“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婚礼席未终,新夫妇双双潜去,“不知所之,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