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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享受物质带来的快乐,又对生活随波逐流;她是名门之后,却称自己是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文字历经人间沧桑,生活中却始终与人保持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内心。
这种像秋茧一样包裹自己的的性格很大一部分因素来源于童年,来源于父亲,来源于这个繁华凋谢的家族。
张的父亲张廷重是最典型的豪门二代,生卒年份恰好经历中国近代剧变,可惜剧本里没有他,于是在这个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悲剧。他没能像父辈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
身为寡母的李菊耦(张的奶奶)经历清末间十几年的家国之变,家族昔日的尊崇和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压在张父身上,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入侵,让她教导自己儿子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现在的词汇来形容:填鸭。
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张廷重八股学的学问成了无用。
张爱玲幼时对父亲不合时宜的举止有着很深刻的印象——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
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李菊耦又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故意给小张廷重打扮得像个女儿。
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那些衣服都是“花红柳绿”的,鞋子也是满帮花纹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远离那些趋时的“坏小子”。何干后来回忆说,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走到二门,趁母亲不注意,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的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见张爱玲《对照记》。
老祖宗的气息是深入这个家庭骨子里头的,在这种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也是新旧杂陈。
他订阅《旅行杂志》,但从来不旅行,因为抽大烟不方便。他不穿西装,但是却穿西装背心,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他喜欢叔本华,但也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译本来看。(见《小团圆》)张爱玲还记得,小时见到父亲屋里到处乱摊着各武小报,让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张爱玲一贯爱看市井小报,估计就是缘于父亲这个嗜好。
但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这位遗少虽被母亲严厉管教,但成人之后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
张廷重在母亲去世三年后成家。迎娶的女子黄素琼,后改名逸梵,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道员黄宗炎的女儿。
黄翼升祖籍湖南,是正牌的湘军将领,曾与李鸿章一道在曾国藩麾下效过力。黄素琼系小妾所生,亲生母亲也死得早。她的婚嫁是媒妁之言、家族包办。
这位黄军门家的千金,就是张爱玲的母亲,是张家里的一个异数。
这个女人很有湖南辣妹子的风格,她后来对自己命运的选择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母亲性格里的不妥协对张爱玲的成长影响甚大。
缠过脚的黄素琼没上过学,却受到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林译小说、“五四”风潮这些新事物,将她塑造成了民国之初很时尚的“新女性”。
由于黄素琼没上过学,反而是个“学校迷”,在她那个时代,为了求知,中年妇女也有上小学的,可惜家庭原因……因此她更是耿耿于怀。
黄素琼与张廷重的价值取向不同,当然也看不惯丈夫醉生梦死的活法。她劝诫、干预,但无力唤回,于是就转入消极抵抗。
张爱玲出生前后住在上海的两口子闹别扭还顾及面子。后来搬到天津,黄素琼劝告无效后彻底冷了心,自己去寻一些乐趣来麻醉,花了不少心思学钢琴、读外语、剪裁衣服。后来张爱玲只穿自己裁剪的衣服,估计来源于此。还好有个小姑子张茂渊也看不惯哥哥的陈腐。在张爱玲4岁时出国留学,母亲虽已28岁,借口监护小姑子,自己改了个非常文艺的名字“黄逸梵”,抛夫别子远走高飞了。这一走就到了英国。
远走只为追求自己喜欢的,哪怕一无所获,也强于委屈一生。
张爱玲在日后谈到对母亲的印象,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4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见《童言无忌》。
张爱玲的享乐主义来自祖辈,对生活的悲剧感来自家庭;她在文章里同读者家常、人情练达来自父母的离异;她生在名门却想挣脱这个跟随一生的枷锁。由于幼时缺乏小户人家的天伦所以和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使她整个人显得孤傲,像秋蚕将自己包裹得严实。不得不说,张爱玲是个极度纠结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