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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了丈夫的一巴掌,苏青至少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人先有了事业,才能讲人格独立。
她决定找份工作,买来许多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并认真写了“自我推荐信”一份份寄出去——可惜她辍学后并没拿到大学文凭,人家根本不理。
1935年的上海是林语堂“论语派”的黄金年代,《论语》、《人世间》、《宇宙风》、《文饭小品》等刊流行,“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不谈政治只论幽默,要知道那时日本占了我东三省又想吃华北,国脉如斯,林大师此等闲情雅致,极大地引起了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阵营不满,双方时常论战。国家大事苏青管不了,她只是想好好过日子,既然《论语》提倡“性灵、自我”,何不以自身经历写写小文赚点稿费呢?生女儿那段时间公婆的态度先后之对比涌现在心头,她立马提笔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女子者,无论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
时任《论语》的主编陶亢德读后击节赞之,认为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苏醒”,改篇名为《生男与育女》,刊在6月16日的《论语》上。
苏青得了5块大洋的稿费,自信大增,又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
现在看来,简直是至理名言。
陶亢德慧眼识英才,屡次向苏青约稿,并推荐给其他编辑朋友。苏青一发不可收拾,又在林语堂的《宇宙风》上发了不少文章。1937年,苏青正式起了个笔名“苏青”,以后一直沿用。
苏青自己赚钱自己花,爱买啥买啥,与丈夫的感情仿佛又好了起来,这年她又怀孕,生了第二个女儿。同年7月,抗战爆发。接着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成了“孤岛”。
李钦后并不属于热血青年,因此没上战场,1938年,他辞去教师工作,投资成立了家律师事务所,像模像样雇了几个人,俨然当起了小老板。也是运气使然,他连打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官司都赢了,在上海滩也算有了点小名气。
钱赚得多了,回家的脸色自然好看,老婆一只妙笔又能换来银子,两口子颇为恩爱,用苏青自己的话说,这段时间“算是结婚以来最幸福的阶段”。
幸福总是短暂的,在接下来的两年了,苏青再生了两个女儿,如她自己当初所写“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李钦后全家都认为是苏青的肚皮不行,现在不是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问题了。李钦后则是经常留恋烟花场地,苏青一气之下,与丈夫分居。
小两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处,一个律师一个作家,平时各忙各的,回家也是冷战,可有时候又温存一番,应该说苏青对李钦后还有着很深的感情,这年又怀了个孩子,生下来后欣喜若狂,是个儿子!
可惜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小鬼子对同盟国正式宣战,上海滩的租界也被日本兵控制,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门歇业。
危难时刻见真情,两夫妻终于和好,可李钦后没了收入,家庭经济很快陷入困局,小女儿也因患上急病夭折。除了大女儿在宁波爷爷奶奶家外,老公和三个孩子一个保姆都得靠苏青写作来维持生计,苏青回忆道:“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一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得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等我写完已经快要到五更了。”
在苏青为了这个家庭疲于奔命的时候,丈夫李钦后居然与邻家主妇勾搭到了一起,对方老公捉奸后羞愤难当离家而去。苏青得知此事后对丈夫彻底失望了,提出离婚。李钦后先是不同意,分居了很久之后,眼见老婆文名日盛,甚至得到上海一干“达官贵人”的青睐,再也不敢嚣张,灰溜溜接受了离婚协议。
十年婚姻,就此了断。失去了爱情,苏青无可慰藉,几乎偏执地要孩子的抚养权,结果法院判给了她三个孩子,二妹、三妹和小弟。
李钦后尽管仍在上海滩混着,却从苏青的世界里面消失了,因为苏青接下来认识的人档次越来越高——尽管都是些汉奸。
多年后新中国成立,李钦后因其才学谋到了一份法院的工作,后因贪污罪遭到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