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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女师大学期考试中,庐隐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姐儿俩均是性格高傲。
庐隐的成绩虽好,可时常没钱,因为母亲根本不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还动辄责备,不赞成她读书,庐隐说自己是“有家归未得”。
那时候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陈独秀的《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提倡白话文,号召推翻封建礼教,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大腕云集北京,成了青年学生的偶像。
庐隐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被彻底唤醒了,她愉悦地接受了新的学说,积极参加各种演讲会,一位女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嬉笑,庐隐站起来大力支持,被同学戏谑为“新人物”。
因为热衷于各类活动,她还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经常到其他大学参与导师座谈会。她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四人自制统一服饰,出入相随,形影不离,颇有游侠味,庐隐骄傲地说:“我们四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
苏雪林在《关于庐隐的回忆》里说:“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图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叽叽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
……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明,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身,飕飕笔不停挥,顷刺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人。郭梦良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学生,古文根底好,颇有才气。
大学时代的同乡会最容易引出情感问题,而且多半是毕业之后就分手的悲剧,在中国上百年来都是这样,庐隐与郭梦良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这群福建的才子才女为弘扬五四精神,决定创办《闽潮》杂志,大家推选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为编辑,两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
“五四”运动后思想界一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均有不少拥趸者,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也吸引了不少人,郭梦良和庐隐属于中间派,他们既觉得社会主义有道理,又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性,庐隐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下决心做一个社会的人”。
这时候,她的未婚夫林鸿俊大学毕业了,在山东糖厂谋了个工程师,高级白领待遇。林鸿俊写信来要求庐隐与其成婚,说自己现在已经有实力担负起家庭责任了,妹子你委屈了这么久,以后跟着我享福,另外北京学生运动胡乱折腾,北洋军阀不好惹,在这世道下咱过个小日子就行。
其实林鸿俊是个勤奋上进的好青年,他还对庐隐谈了人生规划,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以求更高建树。
庐隐此时的想法完全变了,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
当初仗义订婚的是她,现在执意要解除婚约的还是她,才女处世,就是不走寻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