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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她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课余,夜以继日地继续着她的写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满面愁容,向朋友感叹自己的命运,责骂男子和爱情害了她。北京,是她自幼生长的地方,对她来说,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来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里,她担任了使她头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她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脸的打官腔的人们会面,并且还要谨慎,还不能乱说一句话。现在不要说作品,真是连文学的感情,也消逝得干干净净了。”第二年,她辞了职,又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去了,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中共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俩终日以烟打发时光,以酒遣愁。
那时候,办刊物的风气并不低落,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几百元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
“华严”,取其文章之华饰,态度庄严之意。书店开张之前,他们办了一种《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自己并努力写文章。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册出版,名曰《曼丽》。她曾说,这个时期是她的悲哀时期,这本集子里充满了悲哀,虽然这是一种浅薄的衷感。她觉得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自然现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虚。
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庐隐自己也承认这时期是悲哀主宰着她,无论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有悲哀的色调,人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泪水,都能在她心里得到共鸣,也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并不想解决这种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
庐隐遭到了人间最不幸的死别,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她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大哥相继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哀伤紧紧捆绑着她,折磨着她。
石评梅死后,她成了一个没有伴侣的长途旅人。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
她的哥哥一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后,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有转变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传里说:“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她写了中篇小说《归雁》。她说:“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做梦还要不可捉摸”。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闹事无一当意,世闻人无一怄心”“……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时人喜欢将庐隐和冰心相提并论,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大自然和母爱的讴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地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问,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问,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庐隐曾说:“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现,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她说的三个时期,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其实,不论哪个时期的作品,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地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幻想的感情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
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